在中国文化中，"真"这个词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当然，最初其词义与现代汉语中的"真"并不完全重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缺乏"真"的观念。事实上，以"真"为内涵的词，从先秦以来便深深地融合于中国文化。宽泛而言，"真"或表达"真"的词，其内涵有多重维度。从认识论上看，"真"首先与假相对，这一意义上的"真"，往往指正确的知识，近于现在所谓真理。在中国文化中，作为真理的"真"，更多地以"是"的形态出现，所谓是非之辩，便涉及认识意义上的真假。"真"的另一涵义是"诚"，诚与伪相对，往往指真诚的人格、德性或行为。"真"的第三个基本涵义是"实"，指真实的存在，与之相对的是"妄"，妄即不实或虚幻。此外，"真"还指审美意义上的自然或本然，本真之美常常与人为的矫饰相对；"真"作为"俗"的对立面，往往亦与与终极的关怀相联系，所谓"真如"，"真宰"等等，都超越了世俗的世界而指向终极意义上的存在。"真"的如上涵义通过化为人们的具体观念、行为，在中国文化的演进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一、作为"是"的"真"

　　从认识的层面看，"真"首先表现为知识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常常以"是"来表示。早在先秦，墨家已指出，逻辑思维的功能和作用在于"明是非之分"，知识的真在这里就表现为"是"。与墨家一样，儒家也一再强调辩是非，以获得所谓真的知识；孔子要求多闻多见，对不可靠的知识持存疑的态度（多闻阙疑），便表现了对真知识（"是"）的追求。
　　在"是"的形式下，"真"首先具体化为一种求知的观念和态度。对主体而言，"真"往往体现为实事求是的要求。孔子已指出，知道的就说知道， 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以不知为知构成了对照：前者表现了认识上的真实性，后者则是一种虚假的态度。儒家的经典《大学》强调毋自欺，亦以真实性（不自我欺骗）为认识的基本立场。对中国人来说，认识主体的这种真实态度，既是伦理意义上的美德，又是达到知识上之"是"的前提。
　　与认识主体的真实性规定相应，在认识与对象的关系上，如实地把握对象，构成了求知过程的基本要求。《易传》提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以此解释《易经》中卦象的形成，而卦象的作用则被理解为"类万物之情"（揭示对象的真实状态）。《易经》本是一部占卜的书，其内容似乎应疏离现实界，但在中国的哲人看来，情况却刚好相反：卦象的可靠性从根本上说在于它导源于真实的现实。在这里，事实之"真"与观念之"真"被视为相互关联的二个方面，而这种统一性又构成了确信《易经》中诸卦象普遍有效的根据。
　　在认识过程中，"真"的观念居于更为核心的地位。孔子已提出了"四毋"的要求，即不要凭空臆想，不要强加于人，不要固执己见，不要自以为是，其中的核心是反对主观独断。《管子》一书也一再主张排除主观成见，从客观对象本身出发（舍己而以物为法），直到宋明时期，朱熹等思想家仍把从对象本身出发，撇开先入之见（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视为研究和治学的基本原则。物我、主客的这种分疏、辨析所指向的，不外乎"求是"（获得正确的认识）：主观的成见往往遮蔽对象，惟有从事实出发，才能得其真相。
　　从知识与学术的层面看，"真"观念的现实力量主要展开于科学及人文研究的的领域。中国古代在科学研究方面曾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些科学的领域大致集中于天文学、农学、医学、数学等。天文学主要建立在实际的观察及数学的推论之上，天文的研究要求细致地观察星象（行星、恒星等）的位置、变化等，这种观察以得其真为宗旨，它构成了建立天象坐标系统的前提。从先秦到近代，中国人就十分注重各种天象真实状态的观察和记录，早在春秋时期，以日食而言，仅《春秋》一书，就记载了37次，其中33次已被证明是可靠的，数量之多和可靠程度之高，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罕见其匹。在医学领域，先秦已出现了切脉、望色、闻声、问病的四诊法，四者构成了了解疾病真实状况的相关环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等分别从治疗过程、药物属性等方面，突出了正确地把握病理、了解药物作用的意义，而贯穿其间的原则之一，便是求真。
　　人们往往批评中国人注重实用，而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精神，甚而以"实用理性"概括中国思维的特点。诚然，中国人很早就比较关注实际的需要，重视解决具体的问题，但不能因此便推断中国人缺乏求真的意识。致用与求真在中国人的思维传统中并不是彼此排斥的，求真固然往往以致用为指归，但致用本身也总是以求真为前提，在科学的领域尤其是如此。以天文的研究而言，这一领域诚然与解决农业、历法等问题相联系，但获得天象的真实材料（得其真）却是首要的出发点；在天文观察的过程中，"真"本身就构成了目的。从某种意义上看，没有对"真"的追求，也就不会有中国传统科学文化。
　　与科学领域的"真"相联系的，是人文学科中的"真"。中国古代当然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但近于近代人文学科的一些学术分支却已出现，文献考证、文字训诂等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早在两汉时期，古文经学已对经典中的语言文字作了种种训释，并由此在经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训诂考证的传统，它在尔后的历史演进中绵绵相续，至清代，这一学术支脉进一步取得了朴学的形式，从清初到乾嘉时期，训诂、考证之学浸浸然成为一代显学。训诂、文献考证等等的中心原则是"实事求是"，在文献考证等成为显学的清代，"实事求是"几乎被视为治学的第一原理。这里的"事实"，是古代的文献以及其中的文字材料等，"求"即研究过程，"是"则指真实（本来如此）的形态。在小学（语言文字学）中，"是"或指文字的原始涵义（古义），或指文字的原始读音（古音）；在校勘中，"是"相对于后世传抄过程的讹误而言，指文献（古籍）的本来形态；在辩伪中，"是"主要指伪作的真实作者和真实年代等。以"求是"（求真）为学术研究的理想，中国传统的文献考据等人文学科取得了难以抹去的文化成果。
　　以"是"为形式的真观念，不仅仅指向事实界的真，而且具有价值观的意义。墨家主张"明是非之分"，既意味着区分真实的事实与虚假的现象，也蕴含着分辨价值观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儒家一系的孟子，更多地从价值观的层面，对是非之辩作了强调。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时各家各派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上，提出了各自的哲学理论、政治主张，形成了所谓百家争鸣的历史格局。孟子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儒家之外的各家之说，都不过是淫辞邪说，他们的存在，对圣王之道构成了一种威胁；欲维护圣王之道，便应当息邪说，拒淫辞。
　　圣王之道在这里首先被理解为一种最高的真理，相对于儒家之道，诸子百家的学说都不过是一偏之见，并相应地远离了普遍的真理。"真"在取得了道的形式之后，同时成为判断是非的至上准则。作为评判是非最高的真理，道所指涉的当然不仅仅是事实界的"真"，而更多地是价值观意义上的正当。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与是非之辩相联系的"真"，一开始便具有二重涵义：它既指认知意义上的"真"，又指评价意义上的"真"；如果说，在科学与人文研究的领域，"真"主要具有认知的意义，那么，在意识形态的领域，"真"则更多地具有评价的意义。
　　孟子要求息邪说、拒淫辞，已表现出定于一尊的意向：除了儒家所代表的圣王之道外，百家之言都应加以屏除。在这里，以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已具有某种超然的性质。孟子之后，荀子提出"非十二子"，对先秦各家学说作了更系统的抨击，并由此主张"以道壹人"（以普遍之道来统一人们的观念），其中也蕴含着在认同真理的形式下统一意识形态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