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回归"真"的世界与对政治理想的执着相互交融，往往凝结为一种更普遍的精神力量。19世纪末，维新变法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理想，相对于"从周"、"仁政"等传统的政治理想，作为近代政治理想的维新变法，其真实性已不仅仅被理解为历史中的存在：尽管它有时亦取得托古改制的形式，但就其实质而言，它在相当程度上已开始指向未来。然而，虽然对理想所以为真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对这种理想的具有真实的根据这一点，近代的志士却坚信不疑：对严复、梁启超等辈来说，近代的文化政治模式在近代西方已不断地由理想转化为现实，因而已经获得了真实的品格。正是这种确信，使维新志士面对种种阻力，甚至身处艰险之境，仍然为了实现变法的政治理想而奔走努力。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之后，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凌云之志，从容赴义；这里既有为理想而献身的悲壮，也有真实的理想必然将成为现实的自信。
在20世纪的共产党人那里，政治理想与"真"的联系，同样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当然，就具体的内涵而言，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以往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以"真"为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却同样得到了确认。夏明翰的著名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极为典型地表达了对理想之"真"的信念，同时也展示了这种信念所蕴含的强大力量。"主义"给人提供了理想，"真"既表明了"主义"的正确，也意味着理想以真实的存在为根据，而这二重意义上的"真"，又通过人们的信念而转化内在的精神力量，并激励着人们为之而献身。在"只要主义真"的感召下，无数共产党人慷慨赴义，舍生忘死，以生命去实现真实的理想。在这里，对"真"的追求，已作为一种现实的创造力量，融入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漫长历史。
三 生活世界中的"真"
除了真实之外，"真"的另一基本涵义是真诚。在较早的历史时期，"真"的若干涵义，往往是由"诚"来表示的。"诚"既有本体论上的实然之意，又指伦理学上的真诚，后者更多地与生活世界或人的日常存在相联系。
从人的日常存在的层面看，真或真诚首先涉及内在的德性和具体的人格。中国人对德性及人格很早就予以较多的关注，儒家提出成人（成就理想人格）的学说，这种理想人格既包含知情意等多重规定，又以实有诸己（自我真正具有）为特点。孔子区分了为人与为己，为人即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刻意矫饰，其结果往往流于虚伪；为己则是培养真诚的的德性，造就一个真实的自我。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则是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四书之一的《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儒家的另一经典《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与德性培养相联系的"诚"，首先意味着将道德规范内化于主体，使之成为主体真实的品格。在"诚"的要求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达到真实的德性、真诚的人格，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从培养真实的德性这一前提出发，后来的思想家（如王阳明）进而提出寻找"真吾"（真我），并把良知视为真我的具体内容。在良知这种真我的统摄下，自我在行为中往往好善犹如好好色：喜欢美丽的颜色，是未经任何矫饰的真实情感的流露；一旦对善的向往如同好好色，那么，道德行为的真诚性就获得了内在的根据。行为的善来自真实的德性和人格，因而惟有德性和人格的"真"，才能担保行为的善，这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从孔子到宋明理学家，都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与之相联系的是，在日常的存在这一层面，贬斥伪善、崇尚真诚，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而伪君子、伪道学作为真诚人格的对立面，则常常为人所不齿。
人格的真诚同样也构成了道家的追求。道家往往将理想的人格称为"真人"，如庄子便把老子视为"真人"。尽管道家所说的"真"与儒家所理解的"诚"涵义并不完全相同，而且，"真人"云云，后来往往被道教作了神秘的解释，并被引向超自然的人格，但是，人格之"真"，确乎构成了道家的理想之境。当然，在道家那里，这种"真"总是与自然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回归自然与回归"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儒家所说的真或诚，常常含有道德的意味，"诚"首先是指德性的真实性；道家所说的"真"，则更多地与天性相联系，从人格的角度看，走向"真"，同时便意味着回归天性（自然），所谓"法天贵真"（《庄子·渔父》），便表明了这一点："法天"表征着顺乎自然，"贵真"则蕴含着人格的追求，二者的统一，使归"真"指向了自然的认同。
在道家那里，人格上的"真"伪之辩，往往与天人关系相关联：与真和天性（自然）的联系相对应，伪常常意味着人为。正是从法天贵真的主张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亦即反对以人为的规范戕贼人的天性。对"真"的这种理解，与儒家显然有所不同。儒家要求以道德规范塑造人，并把人格的真诚与普遍规范的内化联系起来，无疑注意到了作为价值观念的"真"所包含的社会伦理内涵，但是，把"真"仅仅理解为对某种社会规范的接受和认同，并以此抑制人的天性，也往往容易导致人格的异化，后来理学家将纯乎天理、无任何人欲的所谓"醇儒"规定为理想的人格，确实多少表现出人格异化的趋向。相对于此，道家把回归"真"与反对泯灭天性联系起来，显然有其独特的意义。
与儒家之"诚"的原则一样，道家"法天贵真"的观念在历史上也产生了现实的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得志之时，往往以儒家的"诚"自律，而在失意之后，则每每认同道家的"真"。魏晋时期，道家的哲学一度复兴，接受道家的人格理想也往往成一时之风气，所谓"魏晋风度"，便包含了道家的人格追求。嵇康认为正统儒家的名教"非养真之要术"，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所追求的所谓"养真"、"任自然"，也就是顺乎天性（自然），不事矫饰，这里不难看到道家人格理想的印记，而嵇康以及他同时代的阮籍等，其为人行事，也正体现了这种"真"的原则。类似嵇康、阮籍等的人格追求，当然不限于魏晋时期，事实上，这一类的观念和人物在不同时期中都相当程度地存在。
人格总是外化于行为过程之中，人格的"诚"和"真"亦相应地体现为行为的真。中国的语言有"真率"或"率真"等词，主要表示为人处事直率本真，无矫揉造作、虚伪矫饰之态。这种行为方式当然与人的个性特点相关，但它显然又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性格的流露，而是与价值观念等相联系，对不同价值原则的认同，往往使行为的真具有不同的特点。以儒家的"真"或"诚"为原则，行为的"真"更多地表现为内在道德意识的真实流露，其言行举止，无不出自内在的良知。这种行为既不同于外在的"为人"，因为它不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而刻意去做，也有别于努力而为之，其行为往往自然而成。儒家很早就把"诚"与有意而为、勉力而行区分开来，认为达到了"诚"，便意味着"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所谓不思不为，并不是放弃一切理性的思考和努力，而是指超越了对规范的勉强服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一意义上的"真"或"诚"，确已近乎自然。在行为的这一层面，"真"的范导意义在于：要求人们由人为的勉然，走向自然的率真。
相对于儒家，道家所追求的"真率"或"率真"，更多地带有直行其道的意义。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普遍的道德规范融合于主体意识，并进而化为其内在的精神境界，从而，其行为可以自然中道，无需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