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萨亚·柏林是很少的一位根据这种观点去竭力挑战洛夫乔伊的观念史家，他认为，他“在这件事情上错了”。柏林说，“曾有过浪漫主义运动，它的确有过某些核心的东西；它的确带来了意识活动中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发现这一点的确非常重要”。3 柏林复兴浪漫主义概念，不是把它与古典主义对立起来，而是与普遍主义对立起来。他由此把它变为一种哲学上的而不是文学上的对立。他把普遍主义叫做“西方主要传统的栋梁”，认为正是这种栋梁才使得浪漫主义“崩溃”。4 柏林说，浪漫主义是“西方生活中最为深刻持久的变化”。5 

　　柏林认为，在18世纪晚期之前，西方思想家大多同意三个主张：第一，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第二，所有这些回答都可以用公共的手段得到，柏林说，这些手段“是可以与其他人相互学习的”。第三，所有这些回答都是可以兼容的，它们都符合一个真理。柏林把这说得很好：西方思想家把人类生活看作是试图解决拼图问题。他描述了我称作的对普遍主义之高度的困惑： 

　　一定有把这些碎片放到一起的方法。最聪明的人，全知全能的人，无论是上帝还是全能的地球之人（你随便怎么想都行），原则上能够把所有这些碎片恰当地拼成一个完整的图画。无论是谁这样做了，都会知道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何为万物，它们过去是什么，它们将会是什么，什么样的法则在支配着它们，人类是什么，人与物的关系是什么，因而，人类究竟需要什么，人类想要得到什么，又是如何得到的。6 

　　柏林自己的哲学著作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这些碎片事实上不会是恰好合适的。他的名篇《自由的两种概念》的主题就是，某些善是无法相互兼容的。无论我们赞同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结构，都会失去某个东西，总会有人受到伤害。这就是杜威完全赞同的观点。 

　　正如柏林所描述的，法国革命迫使我们勇敢地面对这种不可兼容性。统一的真理无法调和这样的事实：“丹东……一位敢于承认错误的诚实的革命家，他不值得去死，但罗伯斯匹尔完全有权利把他置于死地。”7 柏林说，浪漫主义对这个悖论的反应是赋予了最高的价值，如“为了某个内在的觉悟而贡献自己生命的完满、诚实和自愿，奉献于某个值得生与死的理想”。8 从柏拉图主义的观点看，这就等于使激情高于理性，使真实性高于可交流性。 

　　柏林总结了浪漫主义对这种主张的反应，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认为总是存在一种对“应当做什么？”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就是说，黑格尔所谓的“善与善的抵触”是“并非由于错误，而是由于一种无法避免的冲突，一种漫游于尘世的松散要素之间的冲突，一种无法调和的价值冲突。问题在于，人们应当献身于内在于自我的那些价值。”9 

　　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就在于认真地对待善与善的抵触，但同样怀疑彻底献身和激情承诺。实用主义者认为，丹东和罗伯斯匹尔（就此而言是安蒂格妮Antigone和克里奥Creon）应当更努力地去达成某种交易，应当更为妥协一些。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则认为，善与善的这些抵触往往是一些幻觉，因为总是有正确的事情要做。固执地拒绝相互吻合的拼图碎片，就不得不被作为纯粹的表象而被抛弃。但对实用主义者来说，思想上的和道德上的冲突是一种典型的信念问题，获得这些信念一直被看作是试图以信念的方式起到善良目的的作用，而这些信念又是在推进其他善良目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他们说，要做的事情不是描绘出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纯粹的表象，而是要做交易，就是说要达成某个妥协，使得双方都能够至少得到他们当初所希望的好处。这往往意味着重新描述一番产生了各种问题的情况，找到一种双方可能共存的思想方法。由于实用主义者与詹姆士都认为真理是最好的信念方式，由于他们都把善与善的冲突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认为不可能得到普遍主义的高度和深度。传统的善之间的微妙妥协会带来新的灵感，新的计划，而这些新灵感和新计划之间的抵触又会产生新的东西，以至无穷。我们永远无法逃避黑格尔所谓的“否定的战斗和劳作”，但这仅仅是说，我们不过是有限的生物，服从于具体的时间和空间。 

　　柏拉图认为，“善”是完美统一之物的名称，类似于巴门尼德的一，这有助于他把自己钟爱的所有的善，都看作是可以相互包容的。他想把写爱情诗和数学证明都看作是为了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把《费德罗篇》与《理想国》放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柏拉图试图把他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把他奉献的诗歌、对苏格拉底的爱以及对正义之邦的希望，与他对确定证明的热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正如尼采所说，由于认为只有理性之物才是美丽的，由于把真正的美丽与终极的实在等同起来，他就最终完全承认，善与善的丑恶冲突可以作为纯粹的现象放置一边。 

　　根据柏林的论述，柏拉图声称已然阐明的耀眼夺目的新世界所拥有的高大冷俊，支配了浪漫主义运动之前的西方想象。由于哲学英雄时代的思想家的努力，如斯宾诺莎和康德，普遍主义的高度得以保存了高等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因为这些哲学家提出了维护从事探究的拼图游戏式的方式，虽然我们在理解万物运作方式上已经成了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在这种方式中，真理仍然可以是一，而这如何可能，则仍然被看作是性冲动的恰当对象和难以攻破的联盟。 

　　浪漫主义运动努力分离了柏拉图以为他恰当地放置在一起的东西。它蔑视柏拉图企图综合确定的数学和狂喜的性爱。它拒绝认为可以用一种心灵、灵魂来思考某个具体的人、城市或书籍，这就把这些人、城市或书籍完全看作是某个永恒无限的东西所用的暂时的伪装，而这种东西本身并不属于偶然之物或失败。它抛弃了关于包罗万象框架的观念，这种观念与人类理性具有相同性质，并最终向所有努力思考客观性的人们显示自身。柏林再次表示： 

　　浪漫主义的作为是要削弱这样的看法，在价值、政治、道德、美学等问题上，存在着客观标准这样的东西，它们在人类之间发挥作用，这样，如果有人没有使用这些标准，就会被看作或者是说谎，或者是疯子，这对数学和物理学来说的确如此。10 

　　换言之，浪漫主义削弱了由柏拉图、康德和哈贝马斯共同持有的一种假定：存在一种“更好的论证”这样的东西——这种更好不是指能够使某个具体的听者接受，而是因为它拥有普遍的可靠性。认为存在着一种正确的东西值得去做或去相信，无论你是谁，或者认为各种论证在本性上是好的或坏的，无论是要求谁去评价它们，这两种观点是密切相关的。实用主义者抛弃了这两种观念。我与哈贝马斯的基本分歧就在于他试图维护本性上是更好的论证这种观点，而同时又接受了理性的社会性理论。但在我看来，正如在杜威看来，这两种东西是水火不相容的。 

　　如果我们同意柏林的观点，认为浪漫主义成功地破除了关于探究的拼图观念，那么我们就会承认，探究并不需要更高的目标，而仅仅是在需要的时候和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解决问题。但柏林和杜威都承认，柏拉图主义希望以并非某时某地的权威方式说话，这在浪漫主义的关怀中得到了延续，这就带来了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智的他者”。柏林对普遍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立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浪漫主义从本体论神学传统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无限者”的观念。 

　　“无限”是一个模糊的字眼，普遍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普遍主义关于无限者的观点是那种包罗万象的东西，所以，凡是与之对立的东西都是没有任何力量的。说上帝是无限的，就是说在他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影响到他，而不是说他没有达到目的。浪漫主义关于无限性的观点完全不同。它在本质上是要消除一切限制的反应性观点，特别是要消除由人类的过去所设定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