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主义的高度、浪漫主义的深度、人本主义的限度(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如果我们抛弃了高度的比喻，我们就无法理解对牛顿力学的最新修正得到普遍的赞同，也无法理解普遍尊重赫尔辛基人权宣言条款的要求，而这个要求表明了这些文件还是符合现实的。希望科学的解释有一个完全统一的体系，以及希望有一个尊重人权的世界文明，这两者都是有高度的。因为诉求于包罗万象的无价之宝，诉求于某个难以言表的彻底深度，这些都是一些广告宣传，公共关系中的招数——吸引我们注意的方式。
说这些诉求是一些招数，是认为我们可以摆脱“内在的”、“真实的”、“无条件的”、“合法的”、“基础的”、“客观的”这样一些语词。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和资料相配”、“听起来有道理”、“利大于弊”、“违背我们的直觉”、“值得一试”、“太荒谬了，不能当真”等这样一些乏味的褒贬说法。实用主义者发现这种说法是乏味的，就足以认为，有灵感的诗人或先知不会根据某个公认的“理智的他者”资源去论证他的观点的功效。对这种现状的捍卫者也不会根据主体间对已然得到的信念之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赞同去加以论证。但我们仍然可以珍视主体间的赞同，即使我们放弃了看待事物的拼图观以及这样的看法，即认为我们拥有“理智”这样的能力，它可以理解实在的内在本质。我们仍然可以珍视新奇和想象力，即使我们放弃了浪漫主义的这种看法，即想象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最后，我将回到这样一种对比，就是把哲学当作精神生活核心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正如我前面所说，哲学出现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正如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战争看上去希奇古怪的原因一样，事实上，我们如今都是常识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但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这就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程中逐渐替换了诸神与巨人之间战争的争吵，也就是哲学与诗歌、哲学与诡辩之间的争吵，本身已经变得令人厌倦了。
如今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穿戴时髦的哲学外衣，却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一方面是诸如罗素和内格尔这样从事高大事业的热情者，另一方面是诸如柏格森和海德格尔这样献身于深奥玄妙的教士。要使他们相信，文明的命运取决于避免过分的科学理性主义，或是取决于预防文人们肤浅的非理性主义，这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在像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与谴责我们是“真理的否定者”的那些人之间关于相对主义的论证，只会唤起非常懒洋洋的兴趣。认为需要关注或修补我们文化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现在听上去很可笑，因为只有在很久以前，人们才会认为它有一个基础，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什么的。只有哲学教授才会把“理性的自然秩序”这种笛卡尔式的观点当真，这是一种无历史的、超文化的推论结构，它规定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要先于其他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
描述哲学在知识分子中逐渐失去兴趣的最好方法，或许是说无限性正在失去它的魅力。我们正在成为常识上的有限论者——人们相信，当我们死去了，我们就会腐烂，而每一代人只有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才能解决旧的问题，我们的后代会更多地关注我们以难以置信地蔑视那些所处理的问题，而且，朝向更大正义和自由的进步就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在满意地把自己看作一种随其自然生长的动物。把斯宾诺莎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推动形成的高等文化加以世俗化，使我们更加习惯于横向地思考，而不是纵向地思考——这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安排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仰望一种最后的框架，或俯视难以名状的深度。把这些看作是顺理成章的哲学家，就会对他们渐渐地失去关注而感到某种不以为然的满足。
注释：
1 Thomas Nagel, The Last W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
2 Thomas Nagel, The Last W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15.
3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0.
4 Ibid, p.21.
5 Ibid, p.xiii.
6 Ibid, p.23.
7 Ibid, p.13.
8 Ibid, p.8.
9 Ibid, p.13.
10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40.
11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2-3.
12 Ibid, p. 87.
说这些诉求是一些招数，是认为我们可以摆脱“内在的”、“真实的”、“无条件的”、“合法的”、“基础的”、“客观的”这样一些语词。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和资料相配”、“听起来有道理”、“利大于弊”、“违背我们的直觉”、“值得一试”、“太荒谬了，不能当真”等这样一些乏味的褒贬说法。实用主义者发现这种说法是乏味的，就足以认为，有灵感的诗人或先知不会根据某个公认的“理智的他者”资源去论证他的观点的功效。对这种现状的捍卫者也不会根据主体间对已然得到的信念之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赞同去加以论证。但我们仍然可以珍视主体间的赞同，即使我们放弃了看待事物的拼图观以及这样的看法，即认为我们拥有“理智”这样的能力，它可以理解实在的内在本质。我们仍然可以珍视新奇和想象力，即使我们放弃了浪漫主义的这种看法，即想象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最后，我将回到这样一种对比，就是把哲学当作精神生活核心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正如我前面所说，哲学出现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正如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战争看上去希奇古怪的原因一样，事实上，我们如今都是常识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但还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这就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进程中逐渐替换了诸神与巨人之间战争的争吵，也就是哲学与诗歌、哲学与诡辩之间的争吵，本身已经变得令人厌倦了。
如今的知识分子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穿戴时髦的哲学外衣，却在这两者之间徘徊，一方面是诸如罗素和内格尔这样从事高大事业的热情者，另一方面是诸如柏格森和海德格尔这样献身于深奥玄妙的教士。要使他们相信，文明的命运取决于避免过分的科学理性主义，或是取决于预防文人们肤浅的非理性主义，这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在像我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与谴责我们是“真理的否定者”的那些人之间关于相对主义的论证，只会唤起非常懒洋洋的兴趣。认为需要关注或修补我们文化的哲学基础这种观点，现在听上去很可笑，因为只有在很久以前，人们才会认为它有一个基础，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什么的。只有哲学教授才会把“理性的自然秩序”这种笛卡尔式的观点当真，这是一种无历史的、超文化的推论结构，它规定了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要先于其他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
描述哲学在知识分子中逐渐失去兴趣的最好方法，或许是说无限性正在失去它的魅力。我们正在成为常识上的有限论者——人们相信，当我们死去了，我们就会腐烂，而每一代人只有通过提出新的问题才能解决旧的问题，我们的后代会更多地关注我们以难以置信地蔑视那些所处理的问题，而且，朝向更大正义和自由的进步就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在满意地把自己看作一种随其自然生长的动物。把斯宾诺莎和康德这样的思想家推动形成的高等文化加以世俗化，使我们更加习惯于横向地思考，而不是纵向地思考——这就说明了我们为什么会安排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仰望一种最后的框架，或俯视难以名状的深度。把这些看作是顺理成章的哲学家，就会对他们渐渐地失去关注而感到某种不以为然的满足。
注释：
1 Thomas Nagel, The Last W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6.
2 Thomas Nagel, The Last W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15.
3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0.
4 Ibid, p.21.
5 Ibid, p.xiii.
6 Ibid, p.23.
7 Ibid, p.13.
8 Ibid, p.8.
9 Ibid, p.13.
10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40.
11 Isaiah Berl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02-3.
12 Ibid,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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