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限制，所有这些限制都已然成为我们目前谈话和思想的方式。这种浪漫的无限性观点更多地是与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有关，而不是与苏格拉底有关。这是一种完美自由的观点，来自于完美的知识，并且从属于不可摧毁者的观念。 

　　柏林使用了“深度”和“广度”去描述对无限者的这种浪漫的观点。他在下面这段话中就阐述了浪漫主义者赋予这些词的含义： 

　　当我说毕加索比笛卡尔更为深刻的时候，……或者说卡夫卡是一个比海明威更为深刻的作家时，我不成功地用这个比喻试图去传达的究竟是什么呢？根据浪漫主义者的看法（这是他们对一般性理解的主要贡献之一），我用深度是指不可穷尽，无法全部掌握。对深刻的作品，我说的越多，没有说出的东西就越多。毫无疑问，虽然我试图描述它们的深刻性内容，但一旦我说出来，无论我说得有多么长，显然都会有新的更深刻的内容。无论我说的是什么，我在最后都一定会留下省略号。11 

　　柏拉图认为，概念化和论证最终会使人得到一个圆满的句号，超越了这一点就不会有更为深刻的东西存在了。他希望，论证最终会使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最后没有必要留下三个省略号的点。这是关于人类状况的拼图观点的缩影，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生活普遍有一个宏伟的整体意义，而不只是由个人和社会所构成并由他们的后人所抛弃的微小的短暂意义。 

　　浪漫主义者确信，概念化和论证总是会在最后留下三个省略号，因此他们认为，只有诗人，或更宽泛地说，只有具备想象力的天才，才能把我们从有限性中拯救出来，而苏格拉底的诡辩家则做不到这一点。柏林说，弗雷德里希·席勒“对人类思想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理想完全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的；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就像艺术被创造出来一样。”12 同时，舍勒也向欧洲人说，诗人瞥见了这样一个巨大的阴影，它的未来是以现在为代价的。对他们两人来说，诗人并不是把过去的事件放在一起，以便提供对未来的教训，而是要使我们感到震惊而背朝过去，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希望，即我们的未来会截然不同。 

　　对柏林关于浪漫主义反叛普遍主义的论述说得太多了。当这种反叛转向一种哲学意义，结果就是一系列地试图描述哈贝马斯所谓的“理智的他者”。哲学家做出这种努力，是因为他们把深度看作是提供了一种合法性，而这就替换了由普遍赞同而确认的合法性。对许多浪漫主义者来说，特别是对近来的福科来说，赞同不过是一种为了达到符合流行的信念和体制的方法。深度并不会带来赞同，但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它却会赢得这种符合。 

　　根据贯穿过去两个世纪哲学思想的辩证法，以及哈贝马斯在他的著作中概括的辩证法，普遍主义者贬低了每个理智的他者，认为它们危害了理性和人类的团结。于是，浪漫主义者就反驳说，所谓的理性不过是假装试图把习俗和传统变为永恒。普遍主义者正确地说，要抛弃对主体间赞同的追求，就是要抛弃对可能获得社会正义尺度的权利的限制。浪漫主义同样公正地说，承认只有每个人可以赞同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真的这个观点，就意味着屈从于过去对未来的暴政。 

　　用这些话阐述了这种对立，就把我带到了我的核心论点：应当把实用主义及其对普罗泰哥拉人类中心主义的捍卫，看作是不同于普遍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另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哲学家们与诡辩论者之间的争论并不同于他们与诗人之间的争论。实用主义仅仅是抛弃了由普遍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唤起的“合法性”概念，用更短的“功利”这个词取而代之。实用主义对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所概括的辩证法的反应是说，谈论普遍的有效性不过是把主体间赞同的需要加以戏剧化的一种方式，而浪漫主义的热情和深度则不过是把新奇性的需要，也就是对想象力的需要加以戏剧化的一种方式。 

　　不应当把这两个需要中的任何一个提升为另一个之上，也不允许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排除另一个。所以，哲学家们不应当询问关于知识来源的认识论问题，或关于已知存在物的形而上学问题，而应当同意杜威所努力做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同伴权衡对共识的需要与对新奇性的需要。当然，要提出如何做到这种权衡，哲学家并不比其他学术领域的专家做得更好些。要提出达到这种平衡的方法，就需要人们有热情去重新塑造背景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要贯彻F. C. S. 席勒的人本主义（他试图重新确定普罗泰哥拉的说法“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就意味着放弃这样一种看法，即存在一种被称做“做哲学”的专门活动，它有着不同的文化作用。 

　　根据我这里提出的文化观点，思想进步和道德进步的取得，是由于把这代人看来是荒谬的说法变成了后代人的常识。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要推进这种变化，解释新观念是如何可能解决或消除由旧观念提出的问题，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普遍有效性和优先得到真理的观念对于完成这后一个目的都不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努力得到主体间的赞同，而无需受到普遍有效性这种承诺的诱惑。我们可以引入和推荐某些明确全新的观点，而无需把它们归属于某个先在的来源。柏拉图式的普遍主义者和尼采式的浪漫主义者对实用主义感到最为不满的是，实用主义认为，描绘出这样一种来源既不会使我们得到净化，也不会使我们的形象得到改变。 

　　如果人们认为实验主义的探险就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一切，那么人们就会怀疑普遍主义的高度和浪漫主义的深度这样的比喻。因为这两种比喻都表明了，要能加强对进一步探险的看法，就是要把它与某个（用罗素的话说）并非在此时此地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个东西就像是实在的内在性质或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普遍主义者热衷于这种高度的比喻，认为理性的共识就是对人类心灵施加的吸引力，这是由某种超人类的，（用柏拉图的话说）某种超越了天堂的东西施加的，拼图的碎片在这里得到了聚合，构成了清楚明白的模式。热衷于这种比喻的人会把探究看作是拥有高高在上的目标，被称作“真理”，而他们把这看作不仅仅是成功地解决了问题，而是开创了独立于人类需要和利益的事物本真面目的道路。 

　　相反，柏林认为，我们在政治中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尽可能地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更多的冲突，这表明了与库恩同样的实用主义态度，库恩认为，我们在科学中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解决刚刚出现的异常。但是对于像罗素和内格尔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对可以期望的政治制度或科学理论真理的普遍赞同，并非像对实用主义者那样仅仅是一个恰当的社会环境，而且也是一种我们正在接近真正的人性或自然本性的标志。 

　　热衷于深度比喻的浪漫主义者能够比普遍主义者更好地抵制拼图式的实在观和真理符合论的诱惑。但是他们常常会犯哈贝马斯谴责他们的错误：他们忽略了自己有责任能够合理地说明富有想象力的看法，解释这个新的制度或新的理论是如何能够解决旧的制度或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浪漫主义者常常告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是真实性而不是论证，这就像是当她已然有了新的想法，这就足以使她免除了去解释这种新想法用途的责任。 

　　因而，当把基督描绘为一条道路，一个真理和一种生活时，或当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希特勒是德国目前的现实和未来的现实时，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旧有的观念、旧有的问题和旧有的计划，完全应当被束之高阁了，以便我们的心灵可以完全由新的观念所占据。这种说法的真正动人新奇之处被看作是，要使它变得合情合理反而是不必要的了。我们不再对超自然的高大之物感到敬畏，而是对普罗米修斯的勇气感到敬畏。我们不再被告之，我们始终是被提升到了永恒真理的程度，而是得知我们最终接触到了最深层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