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支那学》
京都支那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乃是由狩野、内藤二人奠其基，由同人杂志《支那学》促其成。《支那学》的创刊事实上为京都支那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学术阵地。
1942年4月，《支那学》刊出第十卷“小岛·本田二博士还历纪念”特别号，在其中的《祝嘏馀录》中，小岛祐马、本田成之和青木正儿三位《支那学》的发起人各自撰文回忆1920年秋创刊当时的情景。[19]就《支那学》的性质而论，小岛祐马说:“最初有人提出把《支那学》作为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会的机关杂志来办，我们不赞成此说而毅然作为同人杂志来办的理由，一方面想摆脱种种拘束而能自由地编辑，同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其经营不顺时的责任问题。”对创办《支那学》的原因，本田成之诙谐地说:“同气相应、同类相求的学友抱甕（即小岛祐马——引者）、迷阳（即青木正儿——引者）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话题总有骂倒天下、天下的支那学除吾等之外何处有之势。”当时常常喝得烂醉的这些人“有的是中学的讲师，有的是私立大学的教授，谁也没有多高的待遇，因而固穷呻吟，总该有某个机关来发泄其豪气。杂志《支那学》便是其咆哮的地方。”青木正儿也饶有兴味地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支那学》发刊的导火线虽说是我和汇文堂点着的，但其经营全赖小岛兄的尽力，编辑主要由本田兄负责。我仅列三人鼎坐的编辑会议，纯粹是为了等待会议之后的宴饮。宴饮的盛况，——不，其清狂属于机密不可泄露。”“《支那学》即是在陶然微醉之下，我们摇起桨橹向洋洋大海驶去的船只。拙作发刊之辞曰:‘严泉之始毖矣，仅足掬以医渴。至聚成江海，则澎湃之怒涛能跃鲸鲵。谁谓我微、谁谓我弱哉。’值得庆幸的是此严泉由师友之合流遂至江海。湖南先生曾于欧洲视察之时，见那里的支那学者的书斋中也备有《支那学》，这给我们以极大的激励。”关于《支那学》刊名的由来，小岛祐马说这并不是谁特意起的，从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一致的。“因为支那学这一名字最能充分表现京都之斯学，是我们平素用惯了的语言。正当我们认准《支那学》这一刊名之后，得知明治27年已刊行同名杂志，不过发行仅8号便废刊了。再看其内容结构分为经史子集，各部门之下设时代及事项的小题，刊登与小题相关的连续讲义，最后设文苑栏，载当时大家的诗文，可见其并未脱我邦古来所谓汉学的旧套，与我们所使用的支那学的意义全然不同。”可见，京都支那学与旧汉学的性质是全然不同的。
那么小岛等《支那学》的意义何在呢？我们来看看青木正儿执笔的《发刊之辞》:
“周末有学术讨究之自由，百家竞起，诸学并进，人无高下，学无轻重，呜呼亦可谓盛矣。汉唐之训诂、宋明之理气，各执学柄而靡其世。至前清考据，至民国西学，学亦尚有隆替乎？应神以还，常导我者乃汉学，突如其来而覆之者乃西学，学亦尚有沉浮哉？人之不顾支那学，莫甚于当世，岂彼为彼、我为我，高举晦藏，以洁己而止，可乎？传道者必自进而绝叫天下，同志则招之，蒙者则启之，不可不建王国于纸上，是乃创本志之所以，不必多费其辞。”
综上所述，《支那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真正从传统汉学的旧套中摆脱出来，对古典本文不仅仅局限于同情地解释，而且强调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支那学》的周围多为明治10年左右以后出生的年轻学者，他们接受的是近代的学制教育，中国的学问大多是作为一种客观的知识来接受的。这样他们可以自由地选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强调学术研究的自由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第三，力图站在比较客观的，学术的立场上来关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们眼里理想的学者形象是:“实事求是，义理明彻，不恃聪明而向壁虚造，不务易入俗耳以邀世誉。卓然自守，持风气而不为风气所动，斯之谓真读书人。”[20]
《支那学》从1920年9月1日创刊到1947年8月停刊，此期间小岛祐马共在此杂志上发表26篇文章，而在别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一共只有9篇，另外收入讲座丛书或纪念文集的也只有5篇，[21]可见他对《支那学》所倾注的心血。《支那学》停刊两年后，日本全国性的中国学研究组织“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了。京都支那学对科学性的严格要求，其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影响自不待言。[22]
二、“读河上肇的来信就可以了解我的一生”
小岛祐马与河上肇之间的交往无论是对小岛祐马还是对河上肇而言，无论从日常生活还是思想感情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就河上肇来说有人认为他一生中“值得信赖的人都一个一个地背叛了他，到最后没有背叛而值得信赖的人首先是河上夫人，然后就是小岛祐马了。”[23]而小岛祐马对世上关于他是否河上肇的弟子的争论，他这样解释说:“我虽然没有在大学的教室里接受河上的教诲，但是在大学之外或者直接通过其著作获得的启发不少，即使作为其弟子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24]小岛祐马家里保存有120余封河上肇的来信，小岛祐马曾对他的弟子说:“读河上肇的来信就可以了解我的一生。”[25]
小岛还是京大法科的学生时，就读过河上肇在《读卖新闻》上以“千山万水楼”为笔名连载的《社会主义评论》（1905年10月1日至12月10日）。他说与河上肇相识是“想向他请教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读什么书好”。[26]这时河上肇已经是京都大学法科的助教授。初次见面河上的“温和亲切”与“纯真的人道主义者”[27]形象给小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的亲密友情从此持续了整个一生。小岛祐马最初的文章是为河上肇代笔给同文馆的《经济大辞书》（1910-1915）撰稿。河上肇把自己执笔的关于日本近世经济思想家的条目，如新井白石、荻生徂徕、正司考棋、太宰春台、东洋的经济思想、藤田幽谷、帆足万里、本多利明、松平定信、三浦梅园、本居宣长全部让给小岛写。开始时小岛还是文科大学的学生，便是以河上肇的名义、毕业以后以与河上肇的连名的形式、最后以小岛的名义刊登的。河上之所以请小岛代笔，除了在学问上对小岛的相当信赖[28]之外，也是从关心他的生活出发。小岛毕业后在京都府立一中讲汉学与法制经济的同时，购入大量汉籍坚持“独立独步”的研究，生活上非常拮据，甚至得为隔夜之粮而忧虑。[29]河上也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而以此来给予他生活上的帮助。后来小岛任同志社大学的教授、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的讲师都是河上肇斡旋提携的。关于任京都大学经济学部讲师一事，当时经济学部刚刚从法科大学分离出来，河上就其原委与希望致信小岛祐马说教授会上讨论“九月以后诸科目的任课教师一事，小生推荐学兄任东洋经济学史一科的讲师，未费口舌便一致通过。”“在科目上新设东京大学没有的东洋经济学史、日本经济史等有特色的科目，只要今后努力，发展是会有希望的。”“此际曲居讲师，恳请接受。”[30]等等。
小岛祐马对河上肇的事情当然也非常关心。对促成河上肇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的创办小岛祐马起了关键的作用[31]。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