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研究》是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他此时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日益感到绝望，想专心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河上肇回忆自己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一直追求安身立命之地，一步一步地接近了马克思，终至最后转化到与最初的出发点完全相反的方向。为完成这一转化，我在京都大学花费了二十年的岁月。”[35]从1908年来京都大学到1928年“三·一五”事件之后作为“左翼教授”被迫辞职，正好二十年。也就是在1928年，他出版了《经济学大纲》，这表明他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离开大学讲坛之后，他开始走出书斋，从事实践活动。
小岛祐马虽然不赞成河上肇投入实际运动，然而他理解河上肇的这种选择是马克思学说本身的特质、当时的社会形势以及河上肇自身的人道主义的热情所致。[36]1930年11月19日，河上肇在进行了一年的实践活动之后，在信中向小岛感叹社会人事的丑恶，将这一年的经历比做恶梦，吐露了自己迷途知返要再回到书斋的心声。因为他感到在当时无论出于怎样的善意，运动都难免被诱向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方向。[37]1932年5月河上肇潜入地下活动之前，他还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专门就小岛《中国文字训诂中矛盾的统一》一文进行了评论。出狱之后，他们的联系仍然十分密切，特别是河上就读斯诺（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的感受给小岛写了一封长信（1938年10月26日），评价该书的作者“虽然没有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无疑对共产主义具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对此书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评价，也表现了河上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充分理解和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是晚年小岛祐马关注的一个焦点。
河上肇、小岛祐马和栉田民藏[38]三人，如果我们把他们的思想交往放到整个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大舞台上来考察，是非常有趣也意味深长的。在这里虽然不可能详细展开论述，简而言之，对河上肇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栉田民藏是持批判态度，这促使河上肇决心“一定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9]而小岛祐马则对河上肇“纯真的人道主义者”形象、“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融合”[40]的思想、以及对于哪怕是来自自己学生的批判也能够认真听取并不断改进自己思想的这种对学问的忠实追求即通常所说的“求道”的精神充满了敬意。小岛祐马认为河上肇并没有抛却《社会主义评论》以来的人道主义思想，“没能抛弃人道主义，对博士（即指河上肇——引者）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不仅如此，勿宁说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博士之所以为博士，也是我更加敬服博士之处。如果象博士心愿的那样完全成为马克思或列宁（主义）的话，这样作为共产主义的一兵卒而不能有任何选择，这种角色无论如何也不是博士的初衷。”[41]河上肇在《社会主义评论》中批判“物质主义”，主张“人类真正的幸福，应是精神的、道德的”；在《贫乏物语》中“尊奉孔子之立场论富论贫”，将经济问题与人生价值联系起来，认为“财富不过只有作为达成人生目的之手段的意义”；在《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的〈序〉中主张的“作为社会问题根本解决的最后标准，在批评一切社会政策的同时，更将人的道德的完成作为最后的标准”；在《改版社会问题管见》的序中强调“将组织改造的赤马和人心改造的白马完全融合为一匹马”。[42]等等，都对小岛祐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冲击或引起很大的共鸣。小岛祐马思想的最后归趣基本上是一种以原始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大同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三、法国留学对小岛祐马的意义
小岛祐马的学问被认为有三大支柱，即自始至终对社会经济史的强烈关注、通过《支那学》的刊行从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对当时日本中国研究的巨大警醒和法国社会学成果的导入。[43]对于法国，小岛祐马直到晚年还怀着“非常的乡愁”。[44]对法国的眷恋当然主要是由于学问上的影响，小岛祐马独自的学风的确立与法国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重农学派与农家思想
小岛祐马在与桑原武夫对谈中说，自己赴法国留学的一个比较明确的目的就是想要弄清以魁赖为首的重农学派与中国的关系[45]。重农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崇尚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保守思想，而是在批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重商主义学说时提出的以实物（产业）经济为中心、把生产放在首位，特别强调通过提高农业生产力来重建整个国民经济。魁赖的《经济表》（1758）后来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构想，他所描绘的经济循环图式是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来研究的开端。而其对宗教神学的反抗，主张人的解放，崇尚自然法思想，强调感受、经验的哲学立场等等，整个思想体系完全是当时法国启蒙思想的反映，具有十分进步的历史意义。[46]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文化在当时法国思想界十分流行，与法国启蒙思潮有密切的联系，如小岛祐马所述，魁赖在当时的法国被称为“欧洲的孔子”。[47]
小岛祐马对法国重农学派的重视除了它是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的学术意义之外，与他本人对“农”的挚爱不无关系。对农的挚爱不仅表现在他的思想中，而且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上。在思想上，他对中国古代农家思想的阐释和辩护引人注目。
农家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孟子》中，其思想的要点，第一为“与民并耕”。[48]孟子批评此点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小岛认为孟子的批评没有能触及到根本问题，因为孟子所说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这种“道德的阶级制度”虽然在儒家之间通用，但“不承认这种制度的农家并不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49]小岛祐马为许行辩护说:“他并不是不知道体力劳动之外还有脑力劳动，但不认为与体力劳动相比脑力劳动有如此重要。无论是谁都应该在体力劳动之余暇去从事脑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凭自己的体力劳动的成果而生活，这种思想，不单是尊重体力劳动，使各人劳逸均等，还能够防止财产的不平等分配，可以打破不公平的社会阶级，使天下的贫富大致均等。”[50]问题的根本在于“儒家对于重农，主要因为它是人民获得生活资料的主要产业，并不是从尊重劳动这一点出发。”而农家思想的根基则包含了打破阶级和尊重劳动的要素。从重视劳动和崇尚检素这一点看它，他认为农家与墨子非常相似。[51]
第二为“市贾不二”、[52]“物价齐一”。小岛祐马认为孟子对这一点的批评[53]“如果不是误解便是曲解”。[54]他认为农家的“物价齐一”论是人们生活所需的货物的市价，根据不同的货物市价大致一定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