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坂出祥伸：《我国における中国哲学研究の回顧と展望（下）》；坂出祥伸：《日本中国哲学研究の学問の確立——小島祐馬を中心に》。

[4] 池田秀三：《支那哲学史 小島祐馬》。

[5] “支那学”已经成为日本中国学史上一个固有名词，也用来指一个特定的学派，因为这个学派以京都大学为中心，因此常常称为京都“支那学”。中国学者对京都“支那学”的介绍，比较系统的，最早是1929年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该书1990年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外可参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的相关章节、钱婉约：《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刍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6] 严绍璗称之为“狩野体系”。见《日本中国学史》，第376-386页。

[7]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第4页。

[8] 1923年进讲《尚书尧典首节》、1927年讲《古昔支那儒学の政治に関する理想》、1929年讲《我国における儒学の変遷について》、1932年讲《儒学の政治原理》。这些收入《御进讲録》（みすず書房，1984年）一书中。

[9] 同前《先学を語る——狩野直喜博士》，《東方学》第42辑，1971年。第148页。

[10] 转自竹之内静雄《先知先哲》，第187页。

[11] 小岛祐马与桑原武夫对谈：《中国文化の源泉を索めて》。

[12] 他说：“在中国自汉代儒家之学成为国教，所有的社会规范都必须以儒家的经典为标准以来，由于对经典的尊信，每当对其内容产生怀疑，便被认为是一种冒渎。即使是长于考证的清朝学者，能够对经书的内容进行历史的批判，也不过二、三人。此所谓经学的立场，乃以信仰为基础，对批判设有一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们既然持历史的观点，不用说必须超越此界限，对其信仰的领域进行无忌惮的检讨、批判。在思想史上，经学的态度本身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小岛祐马：《中国思想史》，第14页）他还强调对于“经典”不仅要从事实和语言文字方面进行文本的批评，而且从思想发展方面来批判也大有必要（见小岛祐马：《孔孟の思想と漢唐儒教》）。

[13] 参见刘岳兵：《从战后小岛祐马的思想看日本的现代新儒学》，《日本学论坛》2003年第1期。

[14] 同前《先学を語る——小島祐馬博士》。

[15] 日本关于内藤湖南的评传和研究著作主要有：清江舜二郎《竜の星座——内藤湖南のアジア的生涯》（朝日新闻社，1966年。后收入中央公论文库，1980年）、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公新书、1972年。）、家贺荣治《内藤湖南ノート》（东方书店，1988年）、J.A.Fogel《内藤湖南ポリディンクスとシノリジ》（井上裕正译，平凡社，1989年）等。中国学者的专论有钱婉约的《内藤湖南及其“内藤史学”》（《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等。

[16] 见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404页。

[17] 参见子安宣邦：《近代知と中国認識——支那学の成立をめぐって》，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岩波讲座现代思想15《脱西欧の思想》，1994年，第61-97页。

[18] 小岛祐马：《湖南先生の＜燕山楚水＞》。此段所述据此文者不另注。

[19] 小岛祐马：《〈支那学〉創刊当時の事ども》，本田成之：《〈支那学〉発刊前後の思ひ出》，青木正儿：《〈支那学〉発行と私》。

[20]《支那学》第10卷特别号，狩野直喜序。

[21] 根据《小岛祐马博士著作目录》（《东方学》第60辑）统计。

[22] 参见三浦国雄著、刘岳兵译：《五十年来日本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哲学动态》，2000年，第1期。

[23] 吉川幸次郎：《小岛祐马博士追忆》，《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第324页。

[24] 小岛祐马致竹之内静雄函，1965年4月30日（推定）。见竹之内静雄：《先知先哲》，第271页。

[25] 内田智雄：《小島祐馬と河上肇》，见《政论杂笔》，第235页。

[26] 小岛祐马与桑原武夫的对谈：《中国文化の源泉を索めて》。在另一处他说“是就作为充分严格地研究中国的预备知识所必要的西洋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向河上请教（小岛祐马1952年执笔的《河上博士の思ひ出》，此文收入竹之内静雄《先知先哲》一书）。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可见小岛研究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27] 小岛祐马：《河上博士の思ひ出》（1952年）。

[28] 河上肇在《自叙传》中说：“《经济大辞典》中所登载的这些条目虽然署的是我的名，但全部都是小岛祐马君所写，我未增加一字，因为原稿十分优秀没有删改的必要。”

[29] 小岛祐马之子小岛懋编的《菱花残片》中有其母正寿子表明当时心境的和歌。见《政论杂笔》第184页。

[30] 大正8年3月29日河上肇致小岛祐马函。见内田智雄编《政论杂笔》，第193-194页。小岛祐马说：“经济学部从法学部分离独立之际，在别的大学之前于经济学部率先创设日本经济史及东洋经济史二科目，完全是由于河上博士的倡导。”（同前《〈支那学〉創刊当時の事ども》）

[31] 小岛祐马：《河上博士の思ひ出》（1964年）。

[32] 小岛祐马致函河上肇（1918年12月4日）说：“您积多年的研究成果而着手于启蒙运动，对于社会而言的确难能可贵。在恭闻您的决心时，不由得想起伊尹之语:‘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子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章句上）然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在上下一齐醉心于资本主义经济之时，难得您自重，切望不断发表高见。”

[33] 同上，此信收入《河上肇全集》续5，第236-237页。转引自《先知先哲》第238-239页。

[34] 一年之后《支那学》创刊，创刊号由汇文堂发行后，其店主病倒，从第二号开始由弘文堂发行，此事即是河上肇促成的。见小岛祐马《〈支那学〉創刊当時の事ども》。此特别号发行之际，弘文堂按小岛祐马的意思寄一本给了河上肇，河上肇看到小岛祐马此文后，十分感慨地给归隐在高知的小岛写信说：“拜读贵稿，其中言及老生之事，不胜惶恐……。”（1942年5月16日），见《政论杂笔》，第225页。

[35] 河上肇：《自叙传》第1卷，岩波书店，1996年，第158页。

[36] 小岛祐马：《読書人としての河上博士》，收入《回想の河上肇》，世界评论社，1948年，第24-25页。

[37] 同上《回想の河上肇》，第25-26页。

[38] 河上肇与栉田民藏的关系，见大内兵卫编的《河上肇より櫛田民藏への手紙》。栉田于1908年河上来京都之际便入京都大学法学科，听完河上就任第一天的课便去河上家里拜访，结下了师生关系。三人的交往可见内田智雄《小島祐馬と河上肇》一文。

[39] 河上肇：《自叙传》，第1卷，第163页。

[40]《政治学经济学论丛》（同志社大学）创刊号，1919年1月。见《先知先哲》第282页。

[41] 小岛祐马：《河上博士の思ひ出》（1952年）。见《先知先哲》第287页。

[42] 小岛祐马《〈改版社会问题管见〉の序文》。全文收入《先知先哲》，第249-252页。

[43] 重泽俊郎《受業生の一人として》，《展望》1967年3月。

[44]《先学を語る——小島祐馬博士》，《东方学》第60辑，第175页。

[45] 对这一问题，请参见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46] 岛津亮二《重农主义》，平凡社《世界百科大事典》第14卷，1981年4月，第336-337页。

[47] 小岛祐马《中国の社会思想》，筑摩书房，1967年，第63页。F.Quesnay的中国观，见後藤末雄《支那文化と支那学の起源》，第444-479页。“欧洲的孔子”之说源自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órder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r, Paris, 1910(reimpression). Notice.P.VI.（後藤末雄著作第479页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