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于京都大学退休之后隐归故里农家，并且实实在在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在体力劳动之余暇才去读书（精神劳动）[62]这也是他对“农”的挚爱的表现 。
第二，法国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
这里所说的法国社会学，是指由迪尔凯姆（1858-1917）所创立的以《社会学年报》为中心、在现代社会学史上具有重要贡献和广泛影响的一个学术团体或思想流派，这个学派被称为“迪尔凯姆学派”或“社会学主义”。这一学派继承了孔德的实证的方法和综合社会学的立场。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5年）一书被称为这一学派的圣典。他指出“社会生活的本质不能由纯心理的要因即个人意识的状态来说明”[63]，认为道德、宗教、习俗、法律、政治、经济、艺术等社会现象所表现出的人的“行为、思考、感受样式”作为客观的社会现实，对个人具有外在性、约束性和强制性。这一学派运用这种客观的、实证的方法对道德、宗教、法律、经济等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形成了道德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诸分支学科，建立了社会学的综合体系。迪尔凯姆的研究从《社会分工论》（1893年）、《自杀论》（1897年）到《宗教生活的源初形态》（1912年），他一贯关注的焦点是道德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属于“道德社会学”。[64]就是说他是要通过“实际问题”的研究来达到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他在运用客观的实证的方法研究阐明各种社会现象的同时，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理想。小岛祐马所受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弄清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小岛祐马一贯的研究目标。他在谈到与法国的学风的关系时说，自己对法国感兴趣也是以中国作为中介的。他说尽管“在思考中国的社会或文化时，感觉到实证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根源与本质是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65]。他认为中国古来的思想和学问的出发点是“人的社会生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66]，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必须“以人的社会生活即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社会事实为重点。”他指出在中国并没有与今天的哲学体系相当的学问，如果勉强要从中国思想中寻求哲学性的东西，那只有社会思想，即触及社会组织的根本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他认为宋明时代的理学，受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具有比较浓厚的形而上学的色彩，但要而言之也无非是对社会思想的根本性说明。小岛祐马将触及到中国社会组织的根本的那些具有建设性和批判性思想，都包含在自己的思想史中。而从来以中国哲学史之名而写的书籍中，不过是从中国思想中抽出和罗列与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相类似的各种思想，这种作法不仅破坏了中国思想的整体，也不可能由此把握中国思想的真髓。他之所以不用中国哲学史而用中国思想史这一名称，就是为了要能看到中国思想的本来面目和全体。他认为社会思想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他把中国思想史划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为从周代到前汉末，后期为从后汉到清朝灭亡。其原因是周代封建制度的灭亡到经过秦创立郡县制到前汉确立，政治上发展到了顶点。在思想上也可以作为一个段落。即前期。后期从后汉到清末，长达一千九百年，其间虽然也有社会状态的变迁，但大体上维持前汉时代的组织，在思想上虽然也随着社会的变迁由于外来思想的影响也不是没有新的气象，但在根本上没有大的变化，大体而言，乃是对前汉以前的思想的反刍。因此将这一时代统括而称为后期。[67]在社会理想方面，小岛祐马致力阐述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的社会理想目的也是使“经济生活从属于道德生活”[68]和“以文化生活作为人的终极目的”[69]。
小岛祐马的研究方法和社会思想（理想）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国的社会学生产了共鸣，但是对它也并非无批判地信奉或无选择地赞同。这表现在他对待古典文献的严格的科学态度上。作为优秀的文献学者，小岛祐马继承了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的传统[70]。比如他特别注意区分古典文献中所表现的思想的重层性。由于中国许多古典文献都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形成的，因此古典中的各种思想必须仔细峻别：哪些部分是编纂的时代所篡改的、哪些是整理的时代所附会的。他认为从整体上看所有的经典无不经过时代的整理，如果分别细心考察，都可以从中找到其发展的轨迹。这一点对思想史研究最为重要。[71]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法国的汉学家Marcel Granet（1884-1940）提出批评。他在为其《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一书的日译本所写的序中充分肯定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同时也毫不隐讳地表示:“对Granet 在到达其结论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处理资料的方法，特别是对经历多个时代的中国文献的价值均一视同仁的态度不敢苟同，而且其天马行空式的推断也往往难以让人首肯。”[72]这充分表现了小岛祐马的学风与精神。
四、作为思想家的小岛祐马
小岛祐马在六十九岁时，即1949年出版了《中江兆民》一书，这本很薄的小册子在小岛祐马的生涯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小岛从学术史的舞台上作为一个新进的中国学研究者向思想史的舞台进发作为思想家的形象转变所亮出的第一面旗帜。[73]而且随着对中江兆民思想的不同角度的理解，小岛祐马本人的思想各侧面也明显地浮现出来。
自由民权运动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波澜万丈的第一步。土佐被视为民权运动之乡，一时有“自由民权的耶路撒冷”之称。小岛对自己的故乡在维新中的功绩虽然有充分的理解，但是，实际上维新之后，土佐的志士并不是都能坚持民权运动的方向，而是分为君权民权两派，即使同为民权派，观点行动也不一致。在土佐众多的伟人中，小岛为什么对中江兆民情有独钟呢？即使排除他与兆民同乡、与兆民之子中江丑吉的亲交以及他与兆民一样有留学法国的经历，至少还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兆民的平民主义。他认为倡导自由平等乃是为了伸张平民的权利。而伸张平民的权利，本来应该是平民自身所为。如果本身不是平民而要代以行之，那么首先要自甘于平民的地位，然后方可。如果衣食住学着特权阶级之所为，而嘴上倡导平民主义，以弱者的朋友自称，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伪善便是政治商贩。现在的社会运动家可以对此漠然处之，他认为这一点兆民绝对不能容忍。[74]对平民主义的这种感叹可以说是小岛祐马退官归农后近十年的“平民”生活体验的结晶。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