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使人产生某种误解。以致明明在因果关系中原因因并非只有一个，但是人们却习惯于在其中只去寻找某一个固定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而且转而排斥其它的许多原因，结果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就导致一种单一的取向，即Ａ决定Ｂ的模式。于是丰富多姿的对象都被单值化处理了，都成为可以被单值决定的了，都转而成为一种对于对象的因果过程联系环节的抽象，而且，在“继望”状态中就已经造就蕴含了在“开来”状态中即将出现的一切可能性——其中不存在任何的较之前面更多的任何的新东西。最终，一种出之于简单化、理想化、经验化原则的思维模式，一种为了认识对象的方便而导致的偷工简料的作法（１８７１年马赫干脆提出所谓“思维经济”原则），却反而被当做一种深刻、一种智慧。于是，人类拱手让出了自己最为神圣的选择的特权，心甘情愿地去做生命世界中的一件多余的奢侈品。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并非就不存在。几乎就与在关于决定性的思考中去发展人类关于自由基础、手段的看法同时，人类也在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中发展着人类关于自由的目的的看法。从恩培多克勒开始，西方同样存在着一条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线索。决定性以及本质、规律、必然的束缚，使得西方人又迫切地需要证明自己的意志的自由，强调人的超出必然性的自由、绝对自由。不过，这条线索却十分微弱，而且只有到西方近现代社会才有可能蔚为大观。相比之下，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倒是在中国更具规模。老子说的“知常曰明”、庄子说的“恶乎待哉”（逍遥）、张载说的“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王阳明说的“不着相”……都是对于非决定性的思考。超出决定性以及知识论框架的取向，使得他们更多地注意到了必然性之外的纯粹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观自由。显然，在上述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中蕴含着人类关于超出必然性的自由的最初的觉醒。它意味着：人类不但要争取立足之地，而且要争取活动的空间。不过其中也有着不容忽视的谬误，这就是：一旦远离对于必然性的认识、把握，这必然性之外的纯粹的、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观自由又毕竟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中发展人类关于自由的目的的看法，同样有其特定的思维特征与思维方式。就前者而言，往往与时间地看问题有关。以中国思想为例，它以阴阳作为世界的“秩序”。阴阳的存在显然是时间的，因此也是不自足的、无限的、一维的、绵延的。这样，与西方的思想相比，中国显然认为物的抽象属性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时间的抽象属性，世界也不统一于水、原子、物质或者上帝，而是统一于时间（所以庄子慷慨陈辞：“时为帝’），既然如此，万事万物的内涵就都并不存在于自身，而是彼此互相涵摄、互相补充，换言之，万事万物的内涵都是变化莫测的，只有加入时间这一根本参照（这就是《周易所谓“与时偕行”），才有可能一切真相大白。只有时间才是抽象的存在，只有时间才会使万物发生普遍联系，只有时间才能令不自足的万物进入无穷无尽的发展流变，而在时间之中所隐含的，恰恰是作为参与者的人的主观超越性。这样，在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中发展了人类关于自由的看法，也就是必然的。就后而言，则往往与固执地认定一切存在、变化、发展的原因都是无穷无尽的这样一种超出知识论框架的思考问题的前提有关。它认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实际是不确定的，一对一的那样一种单一取向，即Ａ决定Ｂ的模式性，根本就是一厢情愿。实际上，任何一个对象都处在宇宙万物之间的或直接活或间接、或遥远或切近、或有形或无形、或重要或不重要、或暂时或长久的彼此相关、相互作用、互相影响之中，因此“彼出于是，是亦因彼”，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一切在空间地看问题中成为对象的存在根据的东西都毫无意义。从而，人之为人的自由选择的神圣特权受到了应有的关注，超出必然性的自由也第一次浮出水面，然而，由于这一思维模式往往以无视决定性的一面为前提，因此又难免陷入一片混沌，“怎么都行”的前提是根本没有了标准，因此也就“怎么都不行”，从过去的无选择的标准走向了现在的无标准的选择。庄子感叹：“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成。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庄子》）确实如此！于是，在自由选择的神圣特权的旗帜下，人们所选择的恰恰是：根本不做任何选择。这，就是中国思想中出现的从自由到逍遥的取向。所建构的，无疑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二 
    由此我们看到，在人类关于决定性的思考中并不包含着关于自由的全部思考，倘若我们因此而得出自由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把握之类的结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根据可言，同时，在人类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中同样并不包含着关于自由的全部思考，倘若我们因此而得出自由就是人的主观超越本性，自然也同样失之片面。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去把握自由？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到决定性与非决定性这两极之间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之中去寻找。 
    事实上，在决定性与非决定性之间不仅存在着对立，而且存在着统一。对此，我们不难从人类关于决定性的思考的视野的转换中看到。普利高津发现，人类的在关于决定性的思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决定论的模式“甚至从其诞生时起就处于毁灭的炮火之下了”， 莱布尼茨也发现：“我们的理性常常陷入两个著名的迷宫：一个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大问题，特别是关于恶的产生和起源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在于有关连续性和看来是它的要素的不可分的点的争论，而这问题牵涉到对于无限性的考虑。” 确实如此。例如西方的数学，我们看到，就存在着一个从无穷小到无穷大最后再到极限的思想的转换，这正意味着西方思想开始有了一种关于“无穷”的想象力，意味着西方思想的视野在一步步地从空间、静止走向时间、运动，也正意味着西方的思想触角开始触及被决定性所一直遮蔽着的非决定性的领域。物理学也是如此，当伽利略在上帝的均速运动中添上了加速度，自古皆然的决定性的大厦就开始摇摇欲坠了。原因很简单，运动，在关于决定性的思考中是以匀速的面目出现的（只与空间有关），而匀速实际上就是静止，因此运动就是不运动，而加速度的出现，才使得运动成为可能（开始与时间有关，并且与重量无关）。而且，使得世界不再统一于静止，而是统一于运动，如此一来，自古皆然的决定性的大厦还不摇摇欲坠吗？还有牛顿，从历史的角度看，牛顿所提出的万有引力同样值得注意。因为当人类注意到世界统一于运动之后，就必然会面临一个新的困惑：世界的运动如何可能？这个答案正是牛顿给出的。他指出：正是由于一种相互的引力的存在，世界才存在。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在传统思想中，万事万物之间都是中断、孤立而且互不联系的，而万有引力的出现，却使得它们彼此之间开始打破了中断、孤立状态，开始了相互的联系（尽管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外力）。在此之后，就是非欧几何的诞生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问世。从此，“孤立的空间和孤立的时间注定要消失成为影子，只有两者的统一才能保持孤立的存在。”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是人们所十分熟悉的思想事件。因此，我们只要举出普里戈金的一些概括，就足以使得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更加醒豁： 
        对时间和复杂性的排除是经典定义上的科学事业所引出的文化争端的中心。 
        （现实）强迫科学去重新考虑过去以机械论世界观的名义被排斥在外了的    东西，比如不可逆性和复杂性等课题。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用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    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却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之中。 
        （结果）在经典科学惯于强调永恒性的地方，我们现在发现了变化和进化。 
显然，人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