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之前的生命活动，而与二分之中的生命活动格格不入，因而也都不是传统的知识论框架所可以阐释。而且，一旦以传统的知识论框架来予以阐释，不论是“生命”还是“快乐”就都消失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知识论框架中就没有“生命”和“快乐”，而是说，在审美活动中出现的“生命”和“快乐”都绝对不同于在传统的知识论框架中出现的“生命”和“快乐”。这是一种“大生”，又是一种“大乐”（犹如老子提示的审美活动中所追求的是“大美”）。就前者而言，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就后者而言，并无所求、也无所欲。我们可以称之为生命活动的本然状态、本然之乐，称之为人类生命存在的根本境界。可惜的是，在人类的文明社会，这种与人类俱来的“生命”与“快乐”都被扼杀了。人生本来就是“大生”，文明却使其不“生”，人生本来就是“大乐”，文明却使其不“乐”。人类文明可以玩弄真假、善恶于股中，但是却对美丑无可奈何；人类文明可以驾驭知识、意志，但是对于与人类共同诞生的情感却一筹莫展。结果，为古老的情感所造就的本然的融洽境界被破坏殆尽。那么，背井离乡的人类如何才能够重返家园？只有通过审美活动。审美活动，只有审美活动，才能够以还乡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补情”，也才使得人类得以返“本”归“真”，使得人类无以言之的自由愉悦得以呈现而出（杜夫海纳说审美审美活动不是从未知到有知的一跃，而是展示，颇具卓见。当然，这类看法在中国美学传统中就更加普遍）。然而为什么只有审美活动才能够呈现这一生命活动的本然状态、本然之乐呢？显然是因为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有可能做到：苟“日损”、又“日损”、日“日损”（现象学称之为“审美还原”。冯友兰称之为“负的方法”）。这是一种生命存在中的“减法”、一种生命存在的“空”。当然，其意义并不在于戕害生机勃勃的生命，而在于“损”除万事万物中的一切必然的枷锁，“剪”去宇宙人生中的种种外在的限制，“空”尽生命存在中的所有人为的障碍，还万事万物以“适我无非新”的生命节奏，还宇宙人生以“道在迩而求诸远”的本来面目，还生命存在以“无故而然”的自由超越性。因此，“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审美还原之后的剩余者也实在并非“别有一物”，它只是“生命的快乐”本身。 
    需要强调的是，审美活动尽管要重返生命源头，但是却又并不从现实世界中超逸而出，而是出世而又居世，出尘而又居尘（真正的“出世”、“出尘”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真正的“居世”、“居尘”则只有动物才能做到）。意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它避免了用理想的眼光曲解现实世界，又避免了用现实的眼光曲解理想世界。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以审美心胸从事现实事业”，其中蕴含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审美活动既然是生命活动的本然状态、本然之乐的呈现，既然与超越必然的自由即自由的主观性、超越性的理想实现密切相关，就必然置身于生命存在的根本困惑。 因为，或者我们不是自由的，那么万能的上帝就要为所有的恶、所有的失败负责，或者我们是自由的，上帝不再万能，于是也就不再为所有的恶、所有的失败负责，那么我们自己就要为所有的恶、所有的失败负责。何况，审美活动一旦直接把自由本身作为关注对象，事实上也就否定了所有的标准，然而，既然“怎么都行”实际上也就是怎么都不行，结果，就像一盘棋，一个棋子你是无法说清它的对错的，只有等下完之后才会真相大白。于是怎样在这种荒诞处境中体验自由，就成为审美活动必须面对的当代问题，也就成为生命美学所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显然，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种新的美学智慧。超越必然的自由即自由的主观性、超越性的理想实现本身也肯定是不完美的。意识到这一点，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也是审美活动应有的觉醒。人类面对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危险本身，而在于不知道危险的存在。直面危险的存在，正隐喻着人类的警醒，也正使人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真实存在。正如汤因比所提示的：“一种状态如果自己完美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果要它发生变化只有依靠外来的刺激或是动力。……如果在我们的思想里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完美境界或涅磐境界，那么我们就必须再叫一个演员出场：让一个批评家来提出几个疑问以便让思想再度活动；叫一个对头来注入一点痛苦、不满、恐惧或憎恶，以便感情再度敏锐化。这就是《创世纪》里蛇的工作，《约伯记》里撒旦的工作，《浮士德》里靡非斯特的工作，斯堪的纳维亚神话里罗基的工作，圣母神话里圣情人的工作。” 审美活动恰恰就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