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产生的两种文化背景的比较1、逻辑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从广义的方面讲,是人类在杜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文化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从狭义的方面讲,文化专指意思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可以看出,文化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种要素结合形成的有机整体。这种整体不是简单各种要素的简单的堆砌和整合,而是各种要素以特定的方式结合形成的,从而具备某种性质和功能的大系统。文化的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表明:“包括逻辑在内的诸文化要素,是系统整体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础,对文化的发展、演化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反过来,作为文化组成要素的逻辑,只有在系统和整体中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依据,显现其重要意义。”o可见,文化与逻辑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或相互依赖的关系。作为文化诸要素中的逻辑,又有其特殊的地位。从广义文化的观点来看,所谓社会差异实质上就是文化自身存在的差异。人类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和更好地生存,经过后天学习而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应属于广义的范畴。总的说来,文化应当由思维和行为两个方面组成,一切社会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都离不开人类思维和行为。因此,在整个人类文化现象中,思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①薛柏成《墨家思想的渊源及历史影响新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页.②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第33页.6两南大学硕十学位论文第—章景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景家逻辑与弧罩十多德逻辑文化背景的比较用。o所谓思维方式,就是那些起普遍作用的思维习惯、思维方法,看待事物的发展趋向和大众公认的观点。人类文化现象的本质就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是一种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客观存在的稳定的因素。思维方式是侧重非理性的语言、直观联想,还是侧重于有效推论、理性思考等,这些都是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从这些内容中就可以看到逻辑的成分。逻辑在文化诸要素中的特殊地位使逻辑与文化的关联性显得更加重要和紧密。逻辑与文化的关联性决定了逻辑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文化对逻辑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化过程的制约。文化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包含着诸多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之间自然会产生联系和影响,构成完整的体系。逻辑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种,对文化的发展自然也会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不同的逻辑类型对一定民族的科学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圆当我们谈到逻辑对科学的作用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1925年给J.E.斯威莱的信中说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斗。与之相对应,“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就认为,明末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逻辑发展为前提的推理与论证的欠缺。"回逻辑对哲学的发展也有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哲学的重建,很多中国哲学家认为应当引入西方的分析方法。比如引入英美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冯友兰就说过:“就我能所看见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金岳霖也说过:“如果哲学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回可以说,逻辑分析方法为哲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冯友兰、金岳霖构建了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主要得益于逻辑分析方法,使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极富创造性的哲学家。其次,人文科学的发展受逻辑学的影响。如在17世纪,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西方的唯理主义哲学流派出现,使语言研究学者在从事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大多趋向于逻辑化的潮流,学者们把所有关于语言的语法范畴全都看成是逻辑范畴的体现。当语言的现象与逻辑的公式出现差异时,就应该被彻底的消灭,因为从逻辑①张岱年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l,第1页.②王克喜《论逻辑与文化》南京社会科学,2006(12),第36页.⑨《纪念爱因斯坦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第46页。④武际可《为什么经典力学未产生在中国》,‘今晚报》】997年】1月25日.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378页.⑨‘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442页.7两南大学硕十学何论文第—章墨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墨家逻辑与可巨里十多衔臻文化背景的比较的角度看,其不合理智。逻辑成为了语言研究的基础或前提。再次,逻辑与数学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在古代中国,数学的发展同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一样,研究问题时重视具体问题的研究,缺乏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论。中国的数学主要是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因而中国数学的发展不是从公理来的,主要是从实际来的,研究的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比较实用的问题。著名的哲学家张岱年先生也认为:“就以数学而论,数学发展本身要求其抽象性比较高。可是中国古代数学家似乎也缺乏一种纯理论的兴趣,因而始终没有掌握纯粹靠公理为基础的证明技术,而只是为了解决一些实际应用的专门问题。”而在西方恰恰相反,在西方数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都继承形式化、公理化以及证明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是典型的代表。逻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受文化的影响,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印度的因明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自然地就会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和风貌。周礼全先生认为:“逻辑所研究的正确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逻辑是全人类共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不同民族、不同阶级和不同个人的逻辑。但是,另一方面,逻辑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总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和某些个人的产物,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某个时代、某个民族和某些个人的特点。因此,“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不同的逻辑体系,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逻辑传统,即中国逻辑传统,印度逻辑传统和希腊逻辑传统。"∞2、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产生的两种文化背景的比较逻辑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离开了这种联系,我们对二者的说明和理解就会产生很大的困难。逻辑与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文化对逻辑的制约,又表现为逻辑对文化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逻辑的产生。对古希腊时期的文化和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的比较,有助于我们对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所依托的先秦文化和希腊文化的基本精神、总体特征有更深刻的了解。      第         
      一、先秦文化的基本特征先秦文化是指大约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56年这一段时期的文化,一般主要指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以长江与黄河流域为中心,东临浩渺无际的太平洋,西北、西南则是广袤的沙漠与险峻的高山。这是一个包含着内陆广阔平原的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从海上与陆地同外部世界之间的交往,从而阻碍了贸易的发展。但这种环境对农业生产基本无碍,“以农立国”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显著特征。①‘中困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圈大百科全书出版杜,1987,第535页.8两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章零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墨家逻辑与哑里十多德逻辑文化背景的比较“重本轻末”的经济思想和社会观念在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以农业经济为立国之本的现实决定的。农业称为“本",商业称为“末”。在“士、农、工、商”中,占主要经济地位的是士和农,工和商占次要地位。士在实际上也是农,只不过士是占有土地、拥有所有权的地主而已。在工、商二者中,商又占次要地位。这一时期的这种社会观念和经济思想,再加上中国本身特定的半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古代发展商品经济是相当困难的。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过程随着一年四季更迭,备耕、播种、收获、储藏,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农业生产依靠的是人力,在没有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就会丰收,可以说丰衣足食。相反,就会出现颗粒无收,农民受饥饿的情境时有出现。这种简单、安定的劳动生活,既现实又相对平稳,使中国古代先民很容易形成重实际,惯因循,弱抽象思辨,少探索革新的趋向。劳动者的劳动不能离开土地,土地又是不能移动的是农业生产的显著特点。因而先民们的追求和基本的生活方式就是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老子·第十八章》描述了这样的生活场景:“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子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重本轻末的自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缓慢,大量的劳动力难以流动,固守在特定的土地上。这种安定的生活方式对我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使得宗法制度和宗法社会能够长期的延续和发展。侯外庐先生指出:“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针”,中国氏族公社解体和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不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可以说“西方走的是“人惟求新,器惟求旧"的革命道路,中国走的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维新道路。"回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不同于海洋民族的大陆性文化,是一种不同于游牧社会,更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农业社会文化;是一种与中世纪欧亚的等级制度和印度种姓制度相出入的宗法制度的文化。”四“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的宗法社会组织,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十分突出的“道德型"和政治型“的特征。"回“中国古代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传统,决定了中国文化必须归于以‘求善’为最终目标的‘道德型’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以‘求真为最终目标的科学型文化是完全不同的。科学型文化把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相区分、探索道德问①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ll页.②崔滑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杜,2004,第52页.③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人民出版杜.2004,第54页.9两南大学硕十学何论文第—章幂家产生的}十会背景及墨家逻辑与弧晕十多德逻辑文化背景的比较题也是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而服务;而作为’道德型文化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很少讲脱离伦理学的智能,有关宇宙论和认识论的探讨,都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①“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传统,又使中国文化归于以‘求治’为最终目标的‘政治型’。因为宗法社会重视的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宗族内部的和谐,较之征服自然更为统治者及其文化人的注意。”因此,“中国文化的各个侧面无不依附于政治、效力于政治,西方文化史上屡屡出现的‘纯科学’、‘纯学术’、‘纯文学’派别,以及‘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一类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极少出现,偶有舶来品进口,也难以传播发展。这种强烈的政治化风格,使中国文化保有生动的、富于社会责任感的‘经世致用’传统,然而,又不能提供科学得以发展所必须的自由空气"。∞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重道德与重政治的特征,王国维先生在《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一文中指出,在检讨中国传统中发现,“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道德哲学之根底,其对形而上学非固有之兴味也"。锄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因而哲学与政治思想必定不能分开。中国哲学派别众多,各有不同,但各个哲学派别无疑都提出了各自的政治思想。说明了这些哲学都以不同的形式与政治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论证其观点:“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辨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名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辨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具有“道德型"和“政治型"的显著特征,主要是由我国本身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以及遗留下来的宗法制的社会组织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同时,这一时期的各个哲学派别所提倡的各种思想和学说都与政治和道德有一定的联系,都是以“求治"、“求善刀为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皈依的。墨家逻辑思想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和生成的。我们对墨家逻辑思想的讨论必须以先秦文化的特征为依据,不能脱离先秦文化的整体性去做简单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