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唐五代表狀箋啓書儀文集雖淵源有漸，但其發展深受政治影響。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爲重，表狀製作基本與王言合爲一體。開、天中隨着邊境戰爭的拓展，表狀箋啓製作逐漸顯示其獨立性，並在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形成後，作爲應付諸種政治關係的藩鎮掌記文學而興盛發達。文章的重心始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致使相關專集不斷出現，且與中朝制誥表狀集形成並駕齊驅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鎮動亂與軍閥混戰，使這一文學與政治的結合空前密切，“箋表”體裁的製作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形勢，體現了時代大變動之下的一種新文化。
[關鍵字]：表狀箋啓書儀文集 掌記文學 藩鎮政治 新文化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書儀門類品種甚多。就其大類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書儀與綜合性的吉凶書儀外，還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之二中業已指出並作過研究的“表狀箋啓類書儀”[1]。此類書儀大體屬於官場中公私往來的文牘範疇，因其多用官文書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錄有此類書儀如《甘棠集》、《記室備要》、《新集雜別紙》、《刺史書儀》、《縣令書儀》、《靈武節度使表狀集》、《靈武節度使書狀集》及歸義軍時期表狀集、雜謝賀語（以上均用原名或趙書暫定名）等計三十餘種[2]，時間多在晚唐五代，內容極其豐富。書作者對其文獻歷史價值均有相應的說明。與此類書儀産生問題有關，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3]，也專辟“表狀文”一節，對於唐後期表狀箋啓類文體的流行及其作爲藩鎮使府文學的性質、作用作了介紹。不久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4]，就此類書儀文集發展興盛的過程進行探討，並鈎稽文獻目錄記載的此類書儀文集百有餘部。鑒於表狀箋啓及相關書儀文集作爲某種文學形式的傳播與唐五代社會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故筆者擬對此再加闡述，以期爲文體與書儀文集內容形式的變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認識。
一
敦煌文獻中的表狀箋啓書儀雖多屬晚唐五代作品，但論其淵源卻要早得多。筆者在《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類書儀的前身是文集，它們與制誥集同樣，隨着漢魏南北朝官文書的成熟化而出現，並在《隋書•藝文志》中記有多部。不過唐初以後，此類專集的製作卻已經歸於消歇。從《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四部書目中即很少見到有唐初表狀箋啓類文集，說明當時並不以此類製作爲時尚。
表狀類文集的減少無疑符合當時的趨勢。《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記唐朝公式文，分爲“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冊、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達上”的“表、狀、箋、啓、辭、牒”；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後者的光輝似乎被前者所掩蓋。制敕是中書舍人專職，擅長者知名於時，其製作也被稱爲大手筆。如貞觀中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的李義府，“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5]武則天時的鳳閣舍人李嶠，“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6]玄宗朝又有李乂與蘇頲。《舊唐書》卷八八《蘇頲傳》記：“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蘇頲又與張說齊名。一代文宗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7]《新唐書》卷一二五《蘇頲傳》復曰：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唯頲敍事外自爲文章”云。
燕、許者，乃以張說、蘇頲之國公封號以爲名。“燕許大手筆”即特指其能作詔誥一類的大文章，復能潤之以文采，所謂“惟頲敍事外自爲文章”爾。“燕許大手筆”的産生說明詔誥制冊類文已爲朝野注重的中心，並出現了相關人才。開、天中知名的“王言”製作者是一批人。內如張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8]；齊澣“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准的”[9]；許景先自開元初，“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10]；更出色的是孫逖，“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11]
開、天時期是王言製作的高峰期。圍繞朝廷和皇帝爲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爲准的、爲“大手筆”，故保留下來的文集文作中也頗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際雖亦頗多大臣的謝賀表章應時製作，但它們的性質可與王言視爲一體，所以包括制誥集或表狀集在內，似乎也都無獨立單出之必要。
不過，唐初以來擅作表狀箋啓的大家畢竟還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記室房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12]又有薛收，爲房玄齡所薦。太宗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會旨要。”“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將，尚書令，命薛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又以遊園獲白魚命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13]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曾爲英王戲作鬥雞檄文而被高宗斥逐[14]；駱賓王武則天之際參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其所作討武后檄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15]，不僅令武則天拍案叫絕，也在後世膾炙人口。而與此兩人相比，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諫靈駕入京書》、《諫雅州討生羌書》[16]等一類文章，更是氣勢磅礴、議論縱橫、不下於王言的大手筆。
當然就箋檄或書啓之作而言，還是隨著邊境戰事的頻繁愈來愈有用武之地。《張曲江文集》所載開元中張九齡所作給安西、河西、翰海、幽州、劍南等地諸軍、諸使的敕書，事實上便是朝廷遠端指揮邊軍作戰的戰書，其《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賀破突厥狀》等賀狀中，也稱述了其時節度軍使蓋嘉運、張守珪等實地報告的軍事奏狀[17]。敦煌S.329《書儀鏡》中有“四海平蕃破國慶賀書”一組，完全是唐廷與吐蕃等征戰之際朝臣邊將的往來書信。而如果說，從這些敕書、賀狀乃至書檄中我們已不難窺見開、天中邊境戰事交爭、羽檄飛遞的情景，那麽安史亂後複雜多變的政局下此類作品的紛繁即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筆者已作統計的一百余部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中，大多是來自地方藩鎮的作品。內包括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華《掌記略》、《新掌記略》和林逢《續掌記略》，還有武元衡西川從事撰《臨淮尺題》、李商隱《樊南甲、乙集》、溫庭筠《漢南真稿》、夏侯韞《大中年與涼州書》、黃台《江西表狀》、羅隱《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以及被稱作“刀尺”、“刀筆”、“啓事”、“四六集”等的一類著作[18]。從其名稱可以看出，安史之亂以後的表狀箋啓與前相比，不僅內容、規格不一，其製作也主要地不是出在中朝。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掌書記廳壁記》實涉此點。其文借漢魏記室文章得人之難論以爲：“《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