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夢瑣言》卷四略曰：
盧相光啓，先人伏刑。爾後弟兄修飾赴舉，因謂親知曰：“此乃開荒也。”……受知於租庸張濬，清河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爲一幅，朝士至今效之。蓋八行重疊別紙，自公始也。
從文士到藩鎮節度使都極端重視“筆剳”、“書檄”的製作，如論者已指出某些表狀實爲府主與幕僚的共同創作。且從“吟味”、“對壘”到創造“重疊別紙”一類的箋啓形式，表箋的寫作方式、內容是一再推陳出新的。從前揭一些例證，可知唐前期用來形容詔誥等“王言”製作的“燕許大手筆”、“燕許體文”已被用來形容文士製作的表奏甚至是官場一般應用的啓狀箋劄，所謂“燕許刀尺”也。足見其時人們對啓狀箋剳一類的製作，已看得不下於王言，並且在寫作技巧上也有意向它看齊、靠攏。另外，諸如李商隱“今體章奏”和盧光啓“八行重疊別紙”的創造，更給時人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和創作的空間。
應當說明，表狀書檄、章奏箋剳，它們的等級和使用對象、場合雖有不同，但既同屬公式文，說到製作方式也有許多相通之處。如唐朝文體雖有今古之爭、駢散之變，但從“燕許大手筆”到“今體章奏”卻基本均用駢體。即以李商隱而論，商隱初雖“不喜偶對”，但書啓卻從令狐楚。“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44]就今《樊南文集》所收表狀書啓，除如《上崔華州書》、《別令狐拾遺書》、《與陶進士書》等少數例外，絕大多數皆用駢偶，所謂“樊南四六”也。這正是“今體章奏”也即駢體公式文的實踐。
唐朝的表狀箋啓何以仍頗多駢體？這一點，應與駢體自身的變化及特點有關。正如前人所指出，駢文在六朝是唯美主義的貴族文學，但到唐代卻因不斷的改造而增加了實用色彩。且既具備駢體原來的各種優點，也具有寫作的相對難度。駢體四六之句，講究對仗氣韻，文字工整簡約，文雅莊重。其多用典故的特點體現作者的識見，可爲執政者的參考。而改造後的行文重聲勢，其間或不乏軍旅之氣，此點尤便藩鎮往還之用。故李德裕用子弟掌誥，“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說他“博學多通，尤諳悉國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據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宏健”。可見“諳練故事”、“動據典故”及“辭理宏健”是製作表章不可少的，而這些最能通過駢體以體現。
除了應用駢體文之外，表狀箋啓在唐五代特殊時局之下復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製作中文士的文思敏捷是最要的，至被人稱羨而號“下水舩”[45]，但“快”必須以戴偉華文已提到的“簡約”为前提。《舊唐書》卷一三七《于公異傳》，記公異“文章精拔，爲時所稱。建中末，爲李晟招討府掌書記。興元元年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自勝，左右爲之嗚咽。”此露布僅有四句，意深文要，與戴文所提到的裴度臨終所上進封玉帶表（一云令狐楚進寶劍）文“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者異曲同工，都爲膾炙人口之作。而這類“簡切”之文大概在唐末戰亂之際更受歡迎。
《北夢瑣言》卷七記“蜀中庾傳昌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贍，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啓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角觝牒詞，動乃數幅。’譏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動乃數幅”的長牒長箋是令人反感的“無簡當體要”之作，相反的例子是吳融。據說天復元年（901）昭宗借神策軍將與崔胤誅叛亂宦官劉季述、王仲先，“既御楼，内翰維（唯？）吳子華（融）先至，上命於前跪草十餘詔，簡備精當，曾不頃刻。上大加賞激。”[46]時當倉促，能夠又快又簡捷地陳情達意才是本事。前揭盧光啓創八行重疊別紙，“凡一事別爲一幅”，或者也是爲了適應戰時傳達報告中清楚明瞭、簡便實用之需。
表狀箋啓是朝廷章奏和“四方書檄”，是傳達某種政治意圖、處理諸方複雜關係的産物。故作者必須審時度勢，通權達變。《北夢瑣言》卷七曾謂“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術。孔相國緯，每朝士上封事，不暇周覽，但曰‘古今存亡，某知之矣。’未審所陳厲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審時度勢是作章表的人應具有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但“儒生中通變者鮮矣”是當時實情。能夠兼備文字及政事之長者不易得，卻是如李襲吉輩所必具。這就是前揭唐末掌書記人才爲藩鎮爭奪的原因。而除此之外，還有戴文所言爲人捉刀的技術。《北夢瑣言》卷四記“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指昭度）親密，俾達其誠（下略）。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足見爲人捉刀代筆，還要模仿他人文字語氣，實在非容易之事。
章表箋書既需常用駢體而要具備時文風尚，又有其特殊的要求和技巧。所以不但製作此類文字已成爲一種獨特的功夫和學問，而且文章本身也成爲文體中獨具的一種模式，如何學習製作此類新潮文章是社會廣泛的需要。當然在傳播過程中，章表大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榜樣。此類作品被世人引爲參考，爭相效法，從《新唐書》卷一六六《令狐楚傳》言其“於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舊唐書》卷一六三《盧簡能傳》附子知猷，“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簡錯翰，人爭模仿”；及《舊五代史》卷六○言李襲吉“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即可見其一般。
也正是在這樣的風氣之下，才形成了表狀箋啓文集一旦製作即迅速流傳的局面，如《北夢瑣言》卷七記蜀主王建初用馮涓掌箋奏，馮升職後用韋莊和閬州人王保晦，都不甚滿意。直到用王超。“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僞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稿示長樂公（馮涓），公乃致書迎謝，倍加讚賞。......王超後爲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欽若者，體效其筆，爲劉知俊判官。......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所說即是王超文集爲人模仿流傳的情況。由此可見時人對表箋文章的看重及欣賞、仿效實乃促進了此類文集的産生。而晚唐五代的箋奏、表狀文集顯然是大量的。筆者從《新唐書》卷六○《藝文志》及其它史籍中鈎稽的這類文集（詳前揭文），相信只是當時的一小部分，但從中已可窺見規模。且從作者的情況亦可證實，此類專集自中唐至五代，製作數量的確是在不斷增加，而這與我們上面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正像朋友書儀、吉凶書儀興起、盛行于六朝及唐前期一樣，曾經出現在漢魏南北朝的表狀箋啓類文集也重新興盛于晚唐五代，並進一步發展爲藩鎮地方所須的公式文書儀。各時代有着不同的需要及關注焦點，也便有着不同形式內容的書儀和民俗禮書。但是所有新形式的産生都在追隨着時代大變動的脈搏，唐代從重“王言之制”到重“燕許刀尺”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看，書儀所反映的就不僅是時尚和文體，也代表着社會政治生活總體變化下的一種新文化。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上來思考，那麽對於此種書儀文集的製作也就絕不可以等閒視之了。
[1]見《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一輯，中華書局，1982年；第四輯，北京大學，1987。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
[2]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3]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
[4]《文史》第56輯，2001年。
[5]《舊唐書》卷八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