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史家論此條，都以爲李德裕“率用子弟”是李黨重門第的證據，或以爲“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是李德裕用人的兩個方面，並無關係。但是從《北夢瑣言》作者這裏將杜荀鶴“一篇一詠”之能及平曾、賈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與“諳練故事，以濟緩急”的”經國大手”作對比來看，其中竟然也牽涉文體問題，即李德裕所重者，本爲經世治國的表章制誥實用性大文章，所用者乃是能作此類文章，熟知“故事”而長於應變的“大手筆”，即韓愈所說的“閎辨通敏，兼人之才”。從前揭劉三復事，知李德裕“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在這一方面並無矛盾且是完全一致的。這與僅能一觴一詠恰恰是“藝實”與“浮華”的兩種表現。由此而知德裕的“深嫉進士浮薄”至少原因之一是反對它僅以詩賦，而不是實用文以取士。（據《資治通鑒》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833）七月，記“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議論，不試詩賦。”結果不久即下制進士停試詩賦。所謂“議論”者正屬表狀類文章不可缺，這與上述德裕的旨趣正相一致。）

　　無獨有偶，與李德裕同樣重視章表之作的竟然還有作爲“牛黨中堅”的令狐楚。《唐摭言》卷五記曰：

    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特置五（三？）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詩歌，第三場表檄。

　　案三峰在唐代指華州。此處言令狐楚“鎮三峰”者，當指其元和十三年任華州刺史。其“秋賦”的對象乃當州準備選送京城的舉子[38]。表檄在雜文、詩歌之外單獨被列爲一種，固然與令狐楚本人有此愛好與特長有關。令狐楚爲唐中後期章奏大家，前揭李德裕壁記及《舊唐書》本傳已提到。舊傳謂其少即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因隨父在太原，故相繼爲河東節度使李說、嚴綬、鄭儋所聘，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上述令狐楚的作品能爲德宗所辨，說明其章表已是自成一格、別有風韻。而他能在白刃逼迫之下從容作出令軍士感泣、穩定人心的動人篇章，也說明在章表方面的特殊功力。令狐楚之所作對後世不能無所影響，這恐怕也是在他以後，河東道極重掌記的原因。前揭《新唐書》言李商隱曾爲王茂元、盧弘正所聘，但李商隱文才正是受到令狐楚的栽培。“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39]

　　  “今體章奏”即駢體章奏，令狐楚通過李商隱發展“今體章奏”，進一步證明了他對章表體裁的貢獻。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令狐楚與李德裕雖分屬兩黨，但對制誥表章類文體的重視卻並無不同。其區別只在於李德裕反對專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舉，而令狐楚卻是要將表狀文的考試補充融入科舉。爲什麽政治派別如此不同的人對於同一問題會有如此的共識呢？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前人關於牛李黨爭與科舉關係的結論，而是要說明此種共識乃是來自當時社會對此類文章及相關政事人才的大量需求。中晚唐之際，實用性的章表書檄既爲朝廷與藩鎮間處理政事、協調關係一日不可或缺，且更爲藩鎮所用，故此類文章在社會上傳播流行，擅長者也由此爲進身之階。唐詩人溫庭筠“發迹豈勞天上柱，屬詞還得幕中蓮”和路過陳琳墓時“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的感慨可謂道出了文人屈從現實的無奈[40]。大量掌記人才的出現及其由此而宦達的歷史表明此種文章的實際社會政治功用遠過詩賦。《舊唐書·高適傳》曾言“而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雖有所誇張，但正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文人不掌握此類章表文章技能者不足以安身立命，這是當時爲文的大趨勢，也是從政的大趨勢。李德裕、令狐楚對於章表人才的看中不過是由於政治需要而順從這一大趨勢罷了。且無論他們本人的政治觀點、黨派取嚮如何，其對此道之推崇卻不能不對文體的流行和人們的追求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上，不少文人（包括進士）由於任藩鎮掌書記或相應官職，使章表之作及政治才能都得到鍛煉提高，他們由地方步入中央，這對科舉取士和文官政治而言，不能不認爲是一種有益的彌補。

四
　

　　如果說，安史之亂至中晚唐的藩鎮體制已爲掌書記文學和表狀箋啓文集的製作提供環境，並爲其廣爲流傳創造條件的話，那麽唐末五代的藩鎮動亂及軍閥割據局面已使這一文學的創作與政治的結合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特別是僖宗朝黃巢之亂以後，因諸侯爭地而天下擾攘，朝廷與藩鎮及藩鎮與藩鎮之間敵友不常，關係敏感而脆弱，戰事一觸即發，其間利害衡量，機謀權變，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全賴善作表狀書檄的文士以表達。《北夢瑣言》卷五記一例曰：

    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

　　雖則是詔書，卻不是命令，而是充滿了“奇辯”的和解書。朝廷周旋於藩鎮之間的複雜政治情勢，竟爲李端這樣的“壯筆”之士提供了機緣。唐末五代戰亂之際，我們常常可以從各種記載中發現他們的蹤迹。

　　《唐摭言》卷十略曰：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爲燕許體文。廣明庚子亂後，失身於人，佐興元楊守亮幕；守亮，大閹復恭養子。守亮敗，爲華帥韓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書奏凡十餘年，名振海內。

    湯篔，潤州丹陽人也，工爲應用，數舉敗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闐委，未嘗有倦色。

    李凝古，給事中損之子，沖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製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

    顧蒙，宛陵人，博覽經史，慕燕許刀尺，亦一時之傑。

　　《舊五代史》卷六○《王緘傳》略曰：

    王緘，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爲推官，歷掌書記。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

　　唐末凡具有“燕許”文學的“刀筆”之手，即使應舉不第或非進士出身，在藩鎮使府也很容易找到發揮特長的掌記之位。且不僅文士是以所謂“刀尺”謀生，藩鎮對此類人士也極度渴求。

　　《北夢瑣言》卷一七：

    （李）習吉，右相林甫之後，應舉不第。黃巢後，遊於河東，攝榆次令，李公（克用）辟爲掌記，箋檄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東書檄，嘉歎其才，顧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人！如鄙人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傅翼也。”其見重如此。

　　  李習吉即李襲吉，《舊五代史》卷六○有傳。稱“光啓初，武皇遇難上源，記室歿焉。既歸鎮，辟掌奏者，多不如旨”，直到襲吉被薦，遂專此用。此後李克用與朱全忠、劉仁恭不協相攻，“其間論列是非，交相聘答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天復中，李克用婿河中王珂敗爲朱全忠所擒，克用也因此勢蹙，故欲修好於梁，據傳言其書即由李襲吉所作。內中言及爲朱全忠無理相迫，有“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之句；盛誇李克用兵力之強，更有“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鷲峰宮闕，咸作京坻”、“矧復陰山部落，是仆懿親；回紇師徒，累從外舍”諸語。而“梁祖覽之，至‘毒手尊拳’之句，怡然謂敬翔曰”云云，便有同於上述《北夢瑣言》對李襲吉的赞誉。“又讀至‘馬邑兒童’、‘陰山部落’之句，梁祖怒謂敬翔曰：‘李太原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