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據諸史記事，李克用失河中後確實兵勢大受其損，不敵朱全忠。但觀李襲吉此書，乃是借助沙陀軍隊雄猛、能與邊陲外族聯合以及山川地理的優勢大言恫嚇，以使朱全忠有所顧忌，不再苦苦相逼、兩雄相鬥，達到保存實力，以進爲退的目的。其書不但文辭優美，且處處充滿機辯，故被朱全忠欣賞也可想而知。又察《通鑒考異》卷二六二證其事在天復元年（901）二月，並於“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詞蹇傲，決欲攻之”下，引《唐末見聞錄》朱全忠回書有“前年洹水曾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及“鎮、定歸款，蒲、晉求和”語，引《唐年補錄》有“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夷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事，並記朱全忠進表有“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掇猜嫌，止爲各爭言氣”等語。引《續寶運錄》載全忠表及《大梁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都提到李克用遣軍將張特持幣馬檄書請釋憾修和好事。讀之可見朝廷與朱、李三方之詔令表書往來之詳，由此亦知當朱李爭戰之際，此類書檄會是如何頻繁重要。
也正是爲此，故其時如李襲吉那樣可以“行修箋表，坐了檄書”[41]的人物並不是一個而是一批。《舊五代史》於其傳末記曰：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准，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於時。
諸人中，文稱最著而與襲吉齊名者是前揭李巨川。《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傳》言其事更詳：
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位，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鄰，無不聳動。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害，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令管記室，累遷幕職。
李巨川景福中被韓建所擒後，仍爲掌書記。“俄而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于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輳，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即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三任掌記、名動天下的李巨川最終爲朱全忠所殺，死因竟仍是以文名見嫉。同傳曰：
光化中，朱全忠陷河中，進兵入潼關。[韓]建懼，令巨川見全忠送款，至河中，从容言事。巨川指陳利害，全忠方圖問鼎，聞巨川所陳，心惡之。判官敬翔亦以文筆見知于全忠，慮得巨川減落名價，謂全忠曰：“李諫議文章信美，但不利主人。”是日爲全忠所害。
李巨川之死于文章固然可悲，但嫉恨他的敬翔也是文翰大家。前揭朱全忠答復李克用書辭即由其所作。
《舊五代史》卷一八《敬翔傳》略曰：
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翔往依焉。發以故人遇之，然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比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及見，應對稱旨，即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即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太祖）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咨之。
敬翔並非僅善刀筆，傳謂梁祖曾問其邠、歧戰事，“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習，左右莫不驚異，太祖歎賞久之。”翔後任至宰相。曾有《大梁編遺錄》三十卷，言朱梁事，“與實錄偕行”。其與李襲吉、李巨川等顯非一般文詞之士，而是傳所言“遭遇霸王，懷抱深沈，有經濟之略”的政事人才。“刀筆”與經世治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乃晚唐五代文學人才的特點之一。
《舊五代史》卷七一《馬郁傳》：
馬郁，其先范陽人。郁少警悟，有俊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爲幽州府刀筆小吏。李匡威爲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於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
據說對於馬郁的“十疑之書”，王鎔也“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42]可見王鎔手下也有與馬郁同樣的人才。
岑仲勉《金石論叢》錄《唐故清海軍節度掌書記太原王府君[渙]墓誌銘》：
府君每于中令王公[鐸]之門，以子弟執加等之敬，其所知遇，亦異群倫。初，僖皇之幸蜀也，時王公以相印總戎，鎮臨白馬，仍於統制有都都之號，即羽檄箋奏，斷可知矣，君於斯務，頗分預焉。又，故相國太平鄭公[延昌]與君有中外之密，所申獎重，情匪由私。洎先駕駐歧之年，鄭公以計務兼大京兆之任，充京城招葺制置使，凡所章奏，時悉委之。所以今標袠之內，有《燕南筆藁》一十卷，奉王公也；有《西府筆藁》三卷，遵鄭公也；有《從知筆藁》五卷，乃褒梁與南海途路之次及大明、東館申職業也。
據墓誌所言，王渙還曾受知于山南西、嶺南東道節度使徐彥若和門下侍郎韋昭度，在其幕中或手下任職，“捧記室之辟書，被金章之華寵”。因此王渙也是唐末活躍於中央地方，“分預”羽檄箋奏，並頗有著作和影響的人物。
又《北夢瑣言》卷七记“唐滎陽鄭准，以文章依荊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阮，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同卷又稱“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挾曹馬之勢，箋奏文檄，恣意翺翔”，“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前揭《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言李山甫事不詳。或言其爲樂彥禎幕客。《太平廣記》卷二○三《王中散》（出《耳目記》）唯稱其“文筆雄健，名著一方”，並有文集，則亦爲當時作箋表檄書聞名並彙成文集者。
此外更有羅隱。《唐才子傳》卷九記羅隱廣明中遇亂歸鄉裏。後投錢鏐爲掌書記。錢“初授鎮命沈崧草表謝，盛言浙西富庶，隱曰：‘今浙西焚蕩之餘，朝臣方切賄賂，表奏，當鷹犬我矣。’請隱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作者稱賞。”
羅隱事也見於《吳越備史》。隱爲詩人，但亦爲善析形勢、應時處務的章表大家，其著作如《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等甚夥。由羅隱及上述諸人事迹，足徵當時擅長表章箋書的掌記人才從南至北，遍佈藩鎮小朝廷之間，可謂“橫行”天下矣。而唯因“箋表”文學及相關掌記人才應運而生，畸形發展，才會造就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局面。
五
晚唐五代表狀箋啓之掌記文學既臻大用，則在其流行過程中，必然形成重視、研究的環境。《唐才子傳》卷十記沙門貫休“風騷之外，尤精筆剳，荊州成中令[汭]問以書法，休勃然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得草草而言！’中令銜之，乃遞入黔中。”《唐摭言》卷十記李巨川“草謝表以示吳子華（融），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子華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萬里，克諧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太平廣記》卷二○○（出《羅紹威傳》）記梁鄴王羅紹威“喜尚文學，雅好儒生”，立學舍置書樓招延四方遊士，待以恩禮。
當時藩牧之中，最獲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自襞箋起草，下筆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