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任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者，必須要有藩鎮掌書記的寫作功底。故宣宗對舅鄭光的書記官有“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的評語[24]。中書舍人翰林官擅长“表語”，并不奇怪。據說肅宗朝任中書舍人和宰相的李揆，就是於開元末始因獻書試表章而立蒙進用的[25]，可見表狀和制誥本來就不可分。不过唐后期史料記載更多是善作表箋的文人舉子被藩鎮聘爲幕僚或掌書記，再入朝廷知制誥的實例。如崔元翰曾被滑亳節度使李勉辟爲從事，“後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爲燧府掌書記。……竇參輔政，用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26]高郢“九歲通春秋，能屬文”，曾相繼被郭子儀、李懷光、馬燧聘爲掌書記和從事。後被徵入朝，任中書舍人，“掌誥累年”[27]。又《舊唐書》卷一一八《楊炎傳》稱楊炎“風骨峻峙，文藻雄麗”，“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後入朝累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鄭絪“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延賞鎮西川辟爲掌書記，德宗時入朝，“無幾，擢爲翰林，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28]李程，貞元中進士擢第、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秋，招充翰林學士[29]。
人才常常來自善作表奏箋疏的掌書記也是事實，兩者實不可分。這一點，無疑會進一步鼓勵表章之士成爲入幕之賓。唐後期不少文士如劉禹錫、王起、呂溫、王質、宋申錫、崔鉉、裴休、王鐸、杜牧等無論是否進士出身，在入朝前，幾乎均有被藩鎮使府辟召的經歷。內“精於古文，善五言詩，今體文章復多才麗”的劉禹錫，“從事淮南節度使杜佑幕，典記室，尤加禮異”[30]。王質元和中“釋褐嶺南管記，歷佐淮蔡、許昌、梓潼、興元四府”，後入朝，曾爲宰相李德裕“甚禮之，事必咨決”[31]。崔鉉“三辟諸侯府，荊南、西蜀掌書記”，會昌中任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32]。此外，《舊唐書》卷一九○下《文苑下》記李商隱曾被河陽節度使王茂元辟爲掌書記，後隨鄭亞在嶺南累載。“（大中）三年，京兆尹盧弘正奏署掾曹，令典箋奏”，“弘正鎮徐州，又從掌書記”。《東觀奏記》卷下則稱商隱“文學宏博，箋表尤著於人間”。與商隱齊名者是溫庭筠，“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33]
還有不少潦落的無名之士也因會寫“章表”找到了出路。《太平廣記》卷一五一《孟君》（出《逸史》）一則即頗有代表性。此則言貞元中文士孟員外，因“少時應進士舉，久不中第”而投靠親丈人省郎殷君宅，爲殷氏不禮，以至寄宿馬廄。卻不料“至明，有敕以禁兵將爲賊境觀察使。其人與殷友善，馳扣殷氏之門。武人都不知書，云：‘便須一謝表，兼鎮撫寇攘，事故頗多。公有親故文士，頗能襄助否？’殷良久思之，無可應者。忽記得孟君久曾應舉，可以充事。遽引見之，令草一表。詞甚精敏。因請爲軍中職事，知表奏，數日授官，月俸正七十千。”完全解決了前途問題。類似這樣的箋表人才出現及其作爲“掌書記”一類官服務於藩鎮，說明唐後期政治形勢的變化已影響于文學。文章的重心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或姑名之“掌記文學”，恐怕也是一種文化的轉移。而箋表及相關人才特爲藩鎮地方所重，還可見于前揭李德裕《掌書記廳壁記》言河東道掌記：
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嘗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仆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掌辰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
德裕所言高貞公（郢）、河陽節度令狐公（楚）、國子司業鄭公（叔規）與給事[中]河南尹杜公（兼？）[34]，均入朝爲貴達之士。其中“國子司業鄭公”之記載即見於《唐代墓誌彙編》大中一三五《唐故邵州鄭使君墓誌有銘》：
王□（父）以健筆奇畫，意氣名節，交馬北平燧、李中書泌、張徐州建封，掌北平書記十年，箋檄冠諸府。得兼御史丞，副守北都，入爲司業少仆，亦刺絳州，諱叔規。
鄭叔規因文才而交遊權貴，且包括鄭叔規在內的幾人，均由“箋檄冠諸府”的掌書記出身而升居高位頗有典型意義。德裕自己也以文才繼其後，故其自豪感不言自明。
歷來史家言牛李黨爭，均注意到李德裕反對進士科舉，“深嫉進士浮薄”，並且有其祖李栖筠在日家不置《文選》，“蓋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實”之說。陳寅恪先生也曾指出李德裕作爲“有唐一代不屬於復古派之文雄”，其學術趣嚮不僅於個人好惡且有關家世遺傳，也即李黨重經術和家學門風的問題[35]。但所謂“浮華”、“藝實”究何所指，昔賢或未多措意，這裏相關文體似有必要追究。
據《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言其“避嫌不仕台省，累辟諸府從事”。元和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河東），被辟爲掌書記。壁記之作說明是在十四年，即其時也。穆宗即位，召入充翰林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由是知李德裕也是從掌書記而後知制誥的。
案李德裕善作詔書表狀，可見今存其《會昌一品集》，內中不僅收錄了他於會昌中任宰相時自作的大量詔敕、論事狀等，還有不少代人所作書。如《代劉沔與回鶻宰相書意》、《代符澈與幽州大將書意》、《代宏敬與澤潞軍將書》等，均是內外戰事中代藩鎮或領兵軍將所爲。《北夢瑣言》卷五言“李太尉破昭義，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是其時事實，然則李德裕與鄭畋的自草詔敕，並非顯其所能，而是特重其事也。
李德裕對於詔敕表章“大手筆”之重是文章與政治的刻意結合。這一點，觀李商隱爲之文集作序，稱武宗與之“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將俾爾以大手筆，麒麟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元洲苑上，魏收別議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即可證之[36]。而李德裕執此“允兼具美”者並非僅限於自身，也用於對人材選拔。《舊唐書》卷一七七《劉鄴傳》謂其父三復善屬文，“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屐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使李德裕“倒屐迎之”的是什麽文章呢？《唐語林》卷三記曰：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衛公嘉歎，遂辟爲賓佐。
如論者已指出，原來劉三復就是借用當地北固（顧）山之名勝，及地接東海的地理環境，將唐朝江山穩固，和藩鎮戀慕朝廷的雙重含義暗喻在文章之中[37]。此正所謂“表語尤佳者”，故被李德裕用爲掌書記。《北夢瑣言》卷六關於李德裕還有另一段爲人熟知的記載：
唐杜荀鶴嘗遊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恥也。制貶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