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虎地秦简《日书》作为反映民间礼俗信仰的数术书，其发现引起学界的重视。《日书》研究集中了颇多学者的学力，已经多有力作推出[49]，然而有关研究的奠基之作，应当包括陈梦家对于武威出土“占书、日禁之书”的研究成果。
收入《汉简缀述》的《武威汉简补述》一文，分“日忌简册”和“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两个部分。其第一部分将原以为分属二册的“日忌”简试重拟编为一册，并复原如下：
1 甲毋置宅不居必荒 乙毋内财不保必亡 丙毋直衣?□□□
2 丁毋威□□多作伤 戊毋度海后必死亡 己毋射侯还受其央
3 〔庚辛……………〕 壬毋□□必得□□ 〔癸毋……………〕
4 〔子毋…………… 丑毋……………… 寅毋……………〕
5 〔卯毋……………〕 〔辰〕毋治丧□□□□〔巳毋……………〕
6 午毋盖屋必见火光 未毋饮药必得之毒 申毋财衣不烦必亡
7 酉毋召客不闹若伤 戌毋内畜不死必亡 亥毋内妇不宜姑公
陈梦家说，以上文字，“都是八字一句，有韵，字体亦相近，故可并为一册。此册至少七简，今失其一。”陈梦家又写道，敦煌莫高窟所出一失题残卷（巴黎，伯2661），《敦煌缀琐》九○录其文，其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甲不开藏，乙不纳财，丙不指灰，丁不剃头，戊不度□，己不伐树，庚辛不作酱，壬不书家，癸不买履。
子不卜问，丑不冠带，又不买牛，寅不召客，卯不穿井，辰不哭泣、不远行，巳不取?，午不盖房，未不服药，申不裁衣、不远行，酉不会客，戌不祠祀，亥不呼妇。
其内容与汉日忌简册各有异同。简册可辨者十二条，和残卷相同的是乙、戊、辰、午、未、申、酉、亥等八条。而甲、丙、己、戌四条与残卷不同。陈梦家说，残卷“丙不指灰”可能是“直衣”的误录。“戊不度□”，“度”下所阙应是“海”字。“辰不哭泣”和简“毋治丧”应是一事。《论衡·辨祟》：“辰日不哭，哭有重丧”，可知东汉已有辰日不哭、不治丧的习俗。又敦煌残卷“申不裁衣”与武威汉简“申毋财衣”同。《论衡·讥日》说“时日之书，众多非一”，又说：“裁衣有书，书有吉凶，凶日制衣则有祸，吉日则有福。”陈梦家注意到敦煌残卷所录“裁衣”之忌：
春三月申不裁衣，夏三月酉裁衣凶，秋三月未不裁衣，冬三月酉凶。
丁巳日裁衣煞人，大凶。
秋裁衣大忌申日，大吉。
申日裁衣，不死已凶。
凡八月六日十六日廿二日不裁衣，凶。
…………
晦朔日裁衣被虎食，大凶。
陈梦家进行对比后还写道：“凡此以申日忌裁衣最多。残卷分别‘寅不召客’‘酉不会客’而简作‘寅毋召客’，稍异。残卷‘丑不冠带，又不买牛’与简‘戌毋内畜’不同。残卷以丑日不冠，与汉俗不同。”陈梦家又引《论衡·讥日》所谓“造冠无禁，裁衣有忌”，“沐有忌，冠无讳”，指出：“此可证汉代裁衣有忌而造冠与戴冠无日忌，则此残卷所记乃是汉以后始有。”[50]有关“裁衣”宜忌的规定多见于《日书》[51]，而陈梦家在整理武威汉简时即已经有所涉及，是较早关注这一社会生活现象并且进行初步研究的学者。
在题为“关于‘文学弟子’的考述”的内容中，陈梦家讨论了在武威日忌杂简背面书写记事中所见“文学弟子”称谓的意义。他指出，“文学弟子”最可能是指郡国文学官的弟子。有关考论探索了西汉“文学”作为一种身份的源流，也涉及当时学校选举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形态。[52]
对于狭义的“文化”，陈梦家也多有值得重视的论点发表。例如关于汉代的文书书写形式，陈梦家的简牍学成果中也有考证和说明。
古有“漆书”之说。例如《东观汉记·杜林传》中所谓“于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马衡曾经在《凡将斋金石丛稿》卷七《书籍制度》中写道：“至写字所用之材，最初以漆书，其后利用石墨。因为照进化程序而言，应先用天然材料，而后有比较进步之人工制造材料。漆为木汁，无待于发明，文字最初用漆书，应为合理之事实。漆之燥湿不易调节，故又改用石墨，亦即石炭，俗谓之煤。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戴延之《西征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是皆天然之墨，今称燃料曰煤，盖即墨字也。又其后以松烧烟，加胶制墨，则出自人工制造矣。但《后汉书·杜林传》所载‘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及《后汉书·儒林传》所言‘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恐已非真漆书。盖后汉时人造书墨已盛行，不应尚用漆书，或此为相传古本，非汉时所书也。”[53]东汉“漆书”所谓“为相传古本，非汉时所书”的推测看来没有什么根据。虽然“漆为木汁，无待于发明”，但是既然有“天然之墨”，则不必用墨书在用漆书之后。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文中说到《后汉书·杜林传》及《儒林传》两例，指出：“凡此漆书，恐怕仍然是墨书。”[54]但是后来还有学者认为，“简牍的书写，应以墨的使用，漆的生产和笔的发明为前提条件。”[55]李学勤指出，据考古发现，“所有简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写的，蘸的是黑色的墨。完全没有用漆写的”[56]，“古人有‘漆书’之说，前人已指出‘漆’是指墨色黑而有光，并不是用漆写字。”[57]这里所说的“前人”，似至少应当包括陈梦家。[58]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当时公家秘府所藏三十八种图书，计五百九十七家，其中有的以“篇”计，有的以“卷”计，以“篇”计的大约占72％。实际计有八千八百四十二篇，四千三百四十卷，篇数超过篇卷合计数的67％。有的著作则又各有分别以“篇”、“卷”计的情形，[59]按照一般的理解，帛书以“卷”计，简册以“篇”计。这种情形，可能是同一书兼有帛书和简册两种本子。马衡指出，“《汉书·艺文志》撮录羣书，或以篇计，或以卷计。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卷之数不如篇多，又可见西汉时代缣帛虽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广。”[60]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则提出“以篇计者为竹木，以卷计者为缣帛”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例如《后汉书·杜林传》“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既是简册而又称“卷”。又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司马相如去世，天子使者前往取所著书，其妻说道：“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也是简册称“卷”的实例。出土汉简也有称“卷”的例子。如居延汉简（8.1和46.7）是两册簿书的署检，称“吏病及视事书卷”，可证簿札之成编者可以称为“卷”。又如居延汉简（208.5）在署检上端写一“卷”字，这已成为后世档案卷宗的滥觞。按照这一认识推断，《汉书·艺文志》中“以卷计者”，可能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简册，而并非缣帛。那么其中简册本图书所占的比例，还会大大超出我们前面所作的估算。事实更可以充分证明“西汉时代缣帛虽已流行，而其用尚不如竹木之广”。缣帛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皇家图书档案中收藏的书籍尚且以简册为主，民间流行的书籍当然以简册本更为普及。
陈梦家《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一文推断，“在刮削平整，打磨光滑以后，书写之前，似经过一道用特殊液体涂染的手续。”武威汉墓“出土木简表面有光亮，似涂胶质者”。[61]这一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文书制度，也是有意义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老而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也写道：“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颜师古注：“‘编’，所以联次简也。言爱玩之甚，故编简之韦为之三绝也。”有人据此以为“古者用韦编简”，不过，文物考古资料中始终没有看到“韦编”的实例。[62]也有人认为用韦编简与用丝麻不同，是由简牍的穿孔编贯。清代学者李淳在《羣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