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这是针对“初受田者”的，与一般编户无关。一般编户是“成丁受田”，授的是“露田”，不许卖买。编户的“桑田”是自己的私田，就没有“分”，土地按“样”登记时，“桑田通人倍田分”，即登在可受“倍田”的项目下，而且“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即不受“倍田”数额的限制，总之，这“桑田”无“分”。“初受田者”是“按男夫受田”，所以才“恒从见口”，其均得的土地如果三年内垦种完毕并种了桑，就成了他的“桑田”，这是经过开垦而成的“桑田”，有“分”，二十亩，所以才说明其为“世业”，“身终不还”。这土地可以卖买，但有数额限制，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近代在敦煌发现的西魏大统十三年记帐户籍文书(残缺)，其上的“均田规格”为： 
  
丁男：“正田”二十亩，“麻田”十亩。妇女减半，奴婢依良。一亩宅园。 
  
这个规格显然沿袭了北魏后期西北边疆地区户籍编制样式，其源头是“府户”的户籍样，虽然有了很多变更，但“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非桑之土，夫给一亩”等大的框架内容还是基本上沿袭了下来。这批计帐户籍是北魏有两种．户籍样”的物证。由于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历史学者不能知道西魏户籍编制格式的“源头”，对丁男只有二十亩正田困惑不解。有人说是“狭乡”的规定，却讲不清理由和根据。户籍上的“正田”、“麻田”，未注明何者为永业，何者为人死还官之田。这本来是正常的。北魏一般编户的户籍上登记的就是私田，不存在还受问题。初受田者分到的土地、完成规定条件后就是“世业”，有土地卖买数额限制，但不存在人死还田问题。军镇体制解体以来，垦田制早已废弛，土地卖买数额限制不复存在，更不存在人死还田问题。拿北齐以后的规定来套北魏均田令，就要追问西魏户籍上的正田、麻田，谁是永业，谁是口分。提出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当然，更严重的是这种混淆使人们难以看清北魏“均田”的真实用意和目的，加深了误解．北魏的两种“均田”，两种“均田规格”，清楚地表明北魏实际上只打算给“无土地的人”分配土地，即在国家一旦“组织”垦田时，给被组织来的人分配土地，最高数不过是二十亩，进一步研究就会知道这就是垦田法，为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垦田．而制订的。另一种“均田”，即对所有编户实行的比照“丘井之制”的“均田”，一年一次的经常性、制度性的“均田”，给的却是“露田”，即荒田，不均人们的私田(即“桑田”)。“一种均田规格”的解释，即丁男还有二十亩“桑田”，其卖买有数额限制，使“只均露田”、“不均桑田”这一最显著的对一般编户“均田”的特点消失不见了，而这个特点正是认识“均田”真正目的的关键。混淆还使人看不到后来的演变。 
  
从误解出发，现代许多历史研究者又提出了“均田制”的概念，这是现代版的“均田制”，对它有各种诠释。 
  
一种把“均田制”解释为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均得土地的农民是国家的佃户，交纳的租、调就是封建地租，北方长期战乱出现的大量荒地是国家可以不断均田的物质基础，国家不间断地同大土地主争夺劳动人手，保证了有不间断的“均田农民”，“均田制”得以维持了近三百年，直到唐初过后，荒地被“均分”完毕。 
  
另一种把“均田制”解释为封建性的农村公社所有制，北魏均田令类似日耳曼人的“撤里法典”，“均田”就是把拓跋族村社土地所有制推广到整个中国北方，这一时期是“日耳曼化时代”。 
  
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均田”是强制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垦荒，不过垦田者是小自耕农，不是国家的佃户。“均田”的结果使小自耕农经济有所发展。 
  
这些解释都是在基本点上出错后主观编造出来的，也是不得不做的编造。“编造”当然就无一是处，这里只指出最重要的几点。 
  
(1)  北魏太和九年的“均田．是对所有有土地的编户实行的，是一年一次的制度性的“均田”，没有土地的人不包括在内，对他们，北魏有另一种“均田”办法。而且登记土地是必须做的，领垦荒田是自愿的。宣扬“均田制”的学者都不愿面对这一基本事实，编造说是要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均田。 
  
(2)“大量荒地”如果指的是生荒地，那么不仅那近三百年间大量存在，以后也还大量存在，均分这类荒地毫无意义。如果指的是宜耕的熟荒地，那就不是真实情况。北魏颁布均田令时，中国北方已趋于稳定，不会到处都是撂荒的土地。熟荒地时间长了，丧失了地力，就和生荒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此后的近三百年间，有动乱时期，但稳定时期多于动乱，北魏的“均田”是经常性、制度性的，每年一次，如果就是分配熟荒地，北齐、北周、隋、唐都沿袭，那就需要那种宜耕的熟荒地在近三百年中“始终”大量存在。但这显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实际情况。大量熟荒地一直存在，不过是为论证“均田制”的实行而编制出来的“物质基础”。 
  
(3)这一时期的户口核查，是把那些隐藏的、以诈老诈小等方法隐瞒下来的丁以及隐匿的户，查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编民。这些隐匿户是有土地的，他们通过“合户”等办法，躲避官役国税。“合户”是一种社会现象，户与户之间，或大、小户之间，有盘剥，但主要还不是地租剥削，即使是一些贫穷小户可能租种大土地主的一些土地，自己也还有土地，还有自己的独立经济。户口核查总能查出一些隐匿户，就是因为他们原本是国家的编户，是有土地的，否则，不论多么严格的核查都无法“挖”出来，因为他们被查出后无法过生活。国家并不挖土地主的“佃客”，也不存在分配土地问题。其实如果当真要分给荒地，才是难以想像的，那势必引起社会动荡。前引天保八年北齐曾要把冀州等处的无地之人迁至幽州范阳，造成“百姓惊扰”就是证明。北齐是军事统治政权，所以会蛮干。隋开皇十二年曾想把京辅及三河一带的人迁一些到宽乡，但最后还是不敢做，隋已建立了正常的统治秩序。认为给“无地的农民”分配土地就是“德政”，是古代“土地崇拜”、“王权崇拜”等庸俗的经济政治观点。总之，北魏“均田”既不是分配土地，也不针对无田者，“均田农民”也是编造出来的。 


  
(4)“日耳曼道路”说已遭到质疑。北魏均田令不是“计口授田”的继续，而是以承认土地主，首先是汉族土地主，土地私人所有权为前提的土地按“样”登记令。鲜卑拓跋族整个说来是“汉化”了，而不是中国北方的鲜卑化”。 
  
(5)这一时期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又大量涌现．但那是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不是国家行为造成的，更不是由于“均田”。 
  
13．近代在敦煌发现了西魏和唐代的户籍残卷。上面都登记有土地。而且是按“式”登记的。它们证实了这一时期的“户籍样”制度。虽然一些历史学家又把这批户籍作为实行“均田”的物证，但许多历史研究者从唐代户籍上得到了启发。因为单凭常识来判断，所有编户的土地都授自国家，也是不大可能的。于是，根据唐代户籍来重新探索“均田制”，很快形成了潮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撰写了大量关于唐代“均田制”的论著。对这些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自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国内也有学者，受其影响而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但是，由于不了解源自“品式”制度的“户籍样”，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不了解其演变，所有这些著作基本上未把问题说清楚。有一些还增加了新麻烦。这里无法一一剖析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解释的错误，只能概括指出最重要的几点： 
  
(1)土地登记在户籍上是北魏的首创。由于是以“均田”名义，按“样”登记的，就须要作说明以免编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