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的农业改进不久之后，商鞅人秦，替秦国确定了一种政策，就是招引三晋的过剩人口，开垦关中的荒地，而使在数目上很有限的秦本国人，完全去做战士。这不但解决了国内的人工缺乏问题，并且从三晋来的移民，都是有最进步的耕种技术，立刻把秦国的农业促进了很多。这一种巧于适应当时客观条件的政策，自然是十分的成功。到了战国末年，又开了郑国渠，更是锦上添花。而当时的精密农业区域，也就大大的向西扩展。这不但使并中成了抵抗西北畜牧文化的稳固防地，并且以后得为秦汉大帝国的首脑部分。郑国渠溉田4万余顷，以前都是舄卤之地，现在一变而为沃野，关中的农业，因此又进展了很多。到了西汉中叶，又接连新凿了渭渠、龙首、灵轵、成国、湋渠、六辅、白渠等等，农业越加繁荣起来，所以“丰镐之间，号为土膏，贾亩一金”②。不过尽管水利如何发达，关中平原的面积，毕竟过于狭小，因为帝国建都在此，人口密集，本地的粮食生产，还是供不应求，经常必须从关东漕运大量的米谷。这在前代的运输技术情形之下，所费太大。此外中国历代的外患，多在西北，时常发生战争，而大批军队的给养，更不是关中本地所能办到。所以长安在政治上和军略上说，无论怎样适于作全国的首都，但经济的条件不足，却是一个绝大的弱点。秦汉帝国时代，关中的农业繁荣，只维持了100年上下。东汉建基以后，就逐渐衰退，以至于变为荒凉，直到过了500多年，才又有恢复的机会。纵观中国的历史，除去分裂时期不算，择都问题，总是表现着民族意志和经济因素两者的矛盾。意志较为薄弱的朝代，总是屈服于经济情势之下，而国都东迁的结果，总是国势的积弱和民族的耻辱，这是中国历史上总没有演完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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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苏秦说燕王有云：“大王之地，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是于枣栗矣。”此尚颇带采集经济色彩。

    ②语出《汉书·东方朔传》。

    优良的灌溉工程知识，很早就随了秦国的势力传播到了巴山以南。成都平原的土质和气候都极适于农业，所差只是水利没有兴修。这个问题，到战国末年，由蜀守李冰解决了。自从离碓凿开以后，这一带的农业，遂得突飞猛进，很快就变成一个精密农业区，遥与中原相属。蜀地的占领和开发，对于秦的统一事业，发生了极大的作用。秦国政府当时采取了极正确的政策，陆续迁徙了许多人到那里，凭借固有的进步的耕种知识，大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逐渐将原来的土著夷僚排斥或同化，巩固了农业文化在这方面的基础。在整个长江流域当中，巴蜀区比较是最为进步。这一区的农业，对于汉的建国，也曾有极大的贡献。西汉政府对于开发这一区域，仍是因袭秦的政策。巴蜀广汉诸郡，形成秦汉帝国的另一谷仓，和关中区同有“陆海”之号。尤其是长江下游遇有饥荒的时候，总是需要下巴蜀之粟，以为赈济。到了东汉时代，帝国的势力在西北方面退却，关中逐渐衰落，但巴蜀区则始终保持着本来的繁荣，而且还有更向上发展的趋势。

    当时农业的进步，除了得力于灌溉工作而外，耕种方法上，也颇有改进。关于先秦的中国农业经营方法，史籍上缺乏详明的记载。依照普通农业的进展程序来讲，由流动性的垦种进而为间替休闲制，更进为轮栽制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西周时代的农业经营，大概是相当的粗疏。从原始阶段转入第二阶段，也许是在春秋战国之间。《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作爰田，后来商鞅入秦，也作辕田。这里所谓之爰田或辕田，似乎不是一种财政制度(像杜预所解释)，而是一种比以前进步的耕种方法。按爰字训易，爰田也许就是间替休闲制①。这种比较进步的耕种方法之创始于晋国，并不稀奇，因为晋国原有周室的农业传统，而所领有的地方，并不太肥沃。由于人口的压迫，比较早向耕种方法上面求进步，原是很自然的。战国初期，魏国的农业最为发达，就是承继了晋的传统。后来商鞅把这种进步的方法传到秦国，又直接招引三晋的人到秦国垦种，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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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子·梁惠王上》，有“深耕易耨”之语。易耨亦可解作间替休闲耕作法。

汉武帝时代，赵过所倡导的代田，所谓“一畴三酬，岁代处”，更显然是间替休闲制。又说这种制度是“古法”，大概指的就是先秦的辕田。至于这种进步的耕种方法，何以晋人发明之后，过了几近300年，才传入秦国，而关中在商鞅时代就已经认识这种制度，何以200年后，又要赵过重新提倡。关于这个疑义，也有解释。晋国人虽则早就创作爰田，但因秦国地旷人稀，没有改进经营方法的需要。就连商鞅的改制，也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而以人为的方法提前了演化历程的。当时关中的人口密度，依旧很小，他招引三晋的移民，乃是用人力来提高人口密度，从而把改进生产方法的需要提前。假使完全听任自然发展，也许辕田制度的输入，还要等再过许多年之后，才得实现。这种经营方法，似乎在秦帝国崩溃以后，又为人所抛弃。因为农业生产在本质上，就有一种趋于粗疏的倾向，在土地有余的环境之下，农人总是乐于在广大的土地上面使用粗疏的方法，而不愿就小块的田场上面多施劳力和资本。秦之崩溃和楚汉之争，几十年间，人口不知减耗了多少。据《汉书》功臣表序，汉之初年，“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才十二三”，《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也说当时的人口，“方之六国，五损其二”，所说的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但当时死亡之多，也可以见一斑。土旷人稀的情形，又重见了，而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丁壮之大量消耗，以及牛畜的损失，尤其影响农业的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农业经营方式自然呈现退步的倾向。试看《史记·平准书》所述汉代初年上下穷乏狼狈的情状，可以知道，当时的社会经济，确是退步了很多。直等过了70多年，中间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人口才慢慢繁殖起来。但在这长时期中，以前的精密农业区域，似乎大部都抛弃了进步的间替休闲制，回复了远代的“缦田”。《史记·河渠志》载称，汉武帝自临瓠子，求薪填塞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按烧草作肥，是一种接近原始的农耕方法。这点点记载，很透露出来一些耕种方法退步的消息。等到人口恢复了秦初的密度，于是乎赵过才又因应环境的需要，旧事重提，倡导起“代田”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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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颜斐事称，京兆自马超破后，民多不专于农殖，多无车牛，冯翊扶风二郡，田多荒莱。又《郑浑传》称，太祖以浑为下蔡长，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轻，不念产殖。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桑。又《王昶传》称，文帝即位时，都畿树木成林。此类记载，不胜枚举。关中洛阳南阳一带，早已进于精密农业阶段，而一遭兵祸，均反趋粗疏，甚且重返渔猎经济，至文帝时，即洛阳附近，亦尚未恢复，均足见大乱之后，人口损耗，资蓄荡尽，地方农业经营，立呈退步现象，趋于粗疏。黄巾乱后，魏武创业中原，农业方面，几同开荒。据《晋书·傅玄传》，玄上疏称，“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具知农业经营，确具趋于粗疏之自然倾向，魏武之注重功力，乃藉人为之力，以代自然之趋势尔。总之，纯农业经济，不易积蓄，尤以小农经济为然，承平时代，尚可保持小康，一遇兵祸天灾，即立呈崩溃之象，是以历史虽久，但在本质上殊鲜显著之改变焉。

黄河流域的精密农业区，和南方的森林文化区两者之间，也就是整个淮河流域，在当时是两种文化势力的缓冲地带，森林也并不很多，而同时农业也不及北方发达。本来土质欠佳，又加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