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济水引向东南的两条水路干线上，比较重要的都市，计有战国时代曾先后为楚国都城的陈(宛丘)和寿春、江淮之间的合肥、项羽王国的首都彭城和三江五湖之间的吴。寿春因为是正当淮颍肥三条水会流之处，水路四通，地位比那号称“楚夏之交”的陈更为优越，所以后来的发展，也超过了陈。不过通达东南的两条交通干线两相比较，东边的一条因为直通富庶的太湖区域的缘故，胜过西边的一条，所以寿春的地位价值，在经济上不如在军事上那样高。合肥的情形也同寿春相似，太史公说它是“受南北潮，皮革鲍布之会”，乃是长江流域物产销往北方的一个集中地，后来是因了同样的关系，没有能够继续发展，不过因为本地一带还相当的富庶，所以还保持着一个地方都市的繁荣。至于彭城，很早就已经是中原同东南之间孔道①。这个城市的重要和繁荣，是同长江下游一带经济的开发成正比的。汴渠开成以后，通往大梁洛阳的路线越加近捷，它的地位价值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都是继长增高。吴这个江海之间的首府，自从吴王阖闾以来，接连经过春申君和吴王濞的经营建设，早已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不过因为整个长江下游一带经济开发的机会还没有达到成熟的时候，所以直到汉帝国终了，吴始终是一个地方性的都会。由于同一的原因，位于邗沟起点的广陵，也还没有达到表现经济上的地位价值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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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传》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绝晋吴之通路”。

 

    最后，东南向两条干线之间，除了淮水和后来的汴渠以外，还有一条沟通的水道，就是睢水。这一条水路，在楚汉相争的时间，曾是楚军的主要粮道。大概这条水和鸿沟淮水之问的涡水的航运能力都不太大，而且所经过的地方又比较贫乏，所以在经济上的价值是很有限的①。

    睢水流域的城市，值得提起的，计有西端的陈留，正当睢水鸿沟的会口，在当时也算是“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②。东端的徐、僮、取虑，位于泗水和睢水、淮水合流的附近，是几个比较小的商业城市。中间还有两个比较大些的都市，一个是以丝织业著称的襄邑，一个是梁国的首都睢阳。睢阳是经过梁孝王加意经营过的，王宫和大量游客的消费，可能促成相当的繁荣。只是睢水在当时并非主要运道，本地又没有特别出产，这个都市的经济价值，并不太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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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彭城数反梁地，为汉挠楚粮道，举其所据陈留、外黄、睢阳诸城，皆在睢水沿岸，是以知楚军粮道，乃睢水也。睢水西引鸿沟之水，东入于泗，于彭城与荥阳间，最为捷径。迤北循菏济，迤南道睢颍，一则受齐之威胁，一则为刘贾英布所侵据，且又均较为回远，当时盖未尝利用也。

    ②语出《史记·陆贾郦生列传》。

 

总起来说，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当时的人对于天然水道，确是尽量利用，不过由于天然形势的限制，北方的交通，仍然是以陆路为主。就经济的观点来讲，水运比陆运要省费许多，古今是一样的。伍被谏淮南王，也说到“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两者的优劣，极为明显。长江流域的气候和物产，本是超过北方，又加上水运的便利，所以黄河流域虽然是汉族最初活动的中心，但南方的经济价值到后来很快的表现出来，先是同北方抗衡，终而是后来者居上了。第二，当时所有的重要城市，都是在上面所说的那几条交通干线上，几乎没有例外。这个事实，说明当时的社会经济同交通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里附带要解释的是阳翟。这个古都，在战国时代，原是一个很大的商业都市，等到大帝国建立之后，它的名声就慢慢消逝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果寻求其中的原因，主要恐怕就是交通上的关系，阳翟恰恰位于陈、宛和洛阳三城的正中央，在列国并立的时代，它的地位自然是很重要。等到大一统的局面实现，整个广大帝国内部的交通，得到通盘而合理的调整，阳翟落到交通干线以外，所以始终止于是一个地方性的都市。只因它是许多年来王国首都，颇有一点工商业的基础②，并且是洛阳直通南阳的必经之地，所属的颍川郡也还相当富庶，所以以往的繁荣，多少还能维持一些时期。但到了东汉以后，昔日的光荣就永远消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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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阳翟在汉代有工官。

    补白：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大都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及《汉书·地理志》。

五、余  论
 
战国时期，经过200年的之久的频繁而又剧烈的战争，特别是中原一带，遭受不少的损失，只有齐国地方，在大一统之前，独得40余年不受兵革，更加上本有鱼盐之利，工商业有很牢固的基础，所以到秦始皇统一宇内的时候，齐地的地方经济情形，要算是最好。项羽灭秦之后，去封诸侯，自己选择了彭城作根据地，除了别的原因而外，未始不是对齐怀有野心。汉高帝不叫韩信王齐，显然也是因为怕他凭借了绝好的经济基础，如虎傅翼，将来没有方法制他的缘故。一直到了帝国的崩溃，齐地始终是一个富庶之区。
    当时整个帝国的重心，无论是就经济或是就交通方面来讲，都应当是三河区域，而洛阳确是“天下之朝市”。关中之所以取得中央地位，在秦代自然主要是由于历史的关系，在汉代，一则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再则是因为有西南的巴蜀区作它的奥室。就天然形势来讲，巴蜀区同楚地中间有大江作通路，一苇可航，比起同关中区来，中间隔了秦岭巴山两条高山，两方面交通的难易，非常明显。可是它同楚地的联络，却没有同关中区的关系那样密切。两者之间的千里栈道，在帝国建立很早以前就完成了。就这件工程的艰巨程度来推想，当年一定是很需要的，此中原委，很难解释。三峡之险，在古代交通上自然是一种很大的阻碍。此外，也许是因为巴蜀区和楚地同属一个流域，物产大致相同，没有多少交易的需要，而在他方面，同关中区常要有无互通，彼此依赖，尤其是后来秦汉两代的建立基业，都是凭借了巴蜀的资源，当时的巴蜀和关中，像是打成了一片的。
    没有巴蜀区的辅充，单单关中区是不容易培养和维持强大的政治势力的。战国时代秦的国力大加增强，就是在并有巴蜀以后。后来大帝国建立，关中区是畿辅，经济方面必须充实稳固，才能胜任，所以帝国政府从一始起就执行一种徙天下民以实关中的政策。迁来的人，以富豪为主。这般富豪同时把他们的财产和货殖的本领带到关中，以后继续经营发展，关中区的地方经济，自然因之猛进。这种强干弱枝政策推行的结果，很是成功，到西汉中叶的时候，太史公已经有“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的话。做到这种地步，帝国在内部才算稳固了。不过这种人为的繁荣，究竟不容易长期抵抗自然发展的趋势，随了帝国的活力的慢慢消沉，关中区的繁荣逐渐降落下去。王莽以后的中兴政府，索性迁移到比较合于经济现实的洛阳，关中区开始没落。除了自然的衰退而外，更经过几度的特别人为的毁坏，直等到500多年以后，才又恢复昔日的光荣。总之，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始终不相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大的病症，给了我们不知多少烦恼和痛苦，汉帝国的情形，是这个事实的第一次证明。
    东汉一代，几乎整个是帝国的衰老时期，在西北方面，面对着那些畜牧民族逐步退却，而对江南的森林区域，也并没有怎样加以开发经营。直到中心腐溃之后，内外的病症一齐发作，帝国解体，中原的居民，沿了几条南向的干路逃往长江流域，被逼迫着去开发那广大而又富于资源的新地区。而后像夏口、九江和建业等几个都市的地位价值，才得显示出来。西南的巴蜀区，几乎也同中原脱了节，凭了本身的天赋，作自足自保的打算。整个的交通系统是破坏了，类似一个人损伤了神经系。原来整个帝国构成一个有机体，帝国的各个部分，在整个帝国经济机构以当中，各自占有一定的地位。大一统的局面破坏了之后，原来的有机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前的经济中心区域，连受严重的蹂躏与破坏，同时长江流域，则开始跃进，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各地经济都作北方性的发展，经过几百年的酝酿演化，才又产生一个新的有机体出来，整个中华民族，也才因之得以再度脱离了极度混乱的黑暗时期而重睹光明。这个新的有机体，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之局——隋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