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条极长的路线，从都城出武关，经过南阳、南郡，由江入湘，直到湘江的上源，由灵渠的联系，入了离水，转到南海的番禺，我们名之为南路干线。番禺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繁盛的商埠，中国同南海许多番邦的贸易，就是集中于此，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许多珍奇货品，像珠玑瑇瑁、犀角、象牙之类，都是先贩到这里，然后循了南路干线运到中原各地。至于中国所输出到海外各国的货品，大概是丝织一类的制造品。这一个吞吐口岸，一度曾是南越王国的首都，繁荣必是相当的可观。有许多人到了这里都发了财①。番禺和内地的交通，除了上述的这条路线之外，还有沿赣江通长江和沿西江通巴蜀的两条，不过这两条路的利用程度，似乎都是很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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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汉书·王尊传》。

    南路干线上有两个大的都市，一个是南阳郡郡治所在的宛，一个是南郡的首城江陵。宛在战国时代，已经是一个大城，这里不只是一个铁冶工业中心，而且也是关中、关东和江南三方商贩的交会地点，当地的人，也多从事于商业。到了东汉时代，又因为是皇室的发祥地和许多从龙功臣的故乡，地方的繁荣，特别可观。不过宛的地位价值，较逊于稍南的襄阳，所以等到附近的铁业衰落，而长江流域大事开发之后，它的繁荣也就转移到襄阳了。

    江陵就是古代楚国的故都郢，早就是南方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前汉时代，中央的注意力偏向西北方面，江陵的重要，是到了后汉末叶，长江流域逐渐开发之后，才慢慢显示出来。当帝国崩溃的时候，关中和河南的移民大量流入荆州，地方经济猛进，接着长江流域树立起来几个政权，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不断的竞争，江陵的繁荣也随着蒸蒸日上，而且是长此发展下去，情形恰恰和宛相反。

    由帝都向正东，经过函谷关到洛阳，这一条贯通帝国心腹地带的大动脉，可以叫作东路干线。这是一条水陆双轨的大道。因为除了穿过函谷关的陆路之外，还有黄河同渭河构成的水道，乃是山东粟米漕运到关中所走的路。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天下交易的中心，虽然附近没有什么出产，但它那在交通上极端优越的地位价值，足能弥补这方面的弱点而有余，所以它的重要得以历久不变。

    在洛阳附近渡过黄河，向东北方，贯通邯郸、中山、涿蓟等地的一条大路，我们名之为河北干线。这条路更往东一直通到辽东和朝鲜，也是当时的国际路线之一。这条路线上的主要都市，除了上面所举的几个而外，还有河内的温、轵和邺，这三个都市，是素称富庶的河内的经济中心，特别是邺，因为靠近漳水的缘故，交通极为便利，所以能够不断地发展，到了汉帝国崩溃之后，几次成为北方政权的首都，都市繁荣，保持了几百年之久。温和轵是洛阳北通河东、上党二郡的门户，邯郸不但也是水陆交通之会，而且又有历史悠久的铁冶工业，所以当时是一个一等都市，不过到了后汉时期，这个古都就不很闻名了。

    邯郸似乎也是随了当地的铁冶业而衰落的，它的地位，显然就是为邺所取而代之。到了汉帝国末年，曹操凿了一条白沟，经由淇水而沟通河漳，邺在交通上的地位，越发的提高了，而邯郸保持了几百年的声名，从此休止，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蓟也是有悠久历史的古都，却只是帝国的一个边城，距离经济中心太远，附近地带的经济又比较落后，只因是通东北各地的门户，对那些游牧民族的贸易，还能维持相当的繁荣。

    从洛阳往东，沿着黄河和济水，一直到山东的临淄，这一条路，是东路干线的延长①。更从这条干线的中段，向东南方面分出两条干路，一条由鸿沟经颍入淮，再经肥水巢湖通到大江，再一条是从济水南岸的定陶起，沿了菏水通泗水，由泗入淮，再经邗沟而达大江。前一条可名之为东南第一干线，后者可名之为东南第二干线。这两条路线中间，更由淮河沟通，最后由大江的东西连通，同旁的干线取得联系，整个帝国的交通系统，于是乎完成。

洛阳以东的东路干线上，有两个大都市，定陶和临淄。两个都有很久的历史。临淄从早就是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丝织业尤其发达。到战国时期，据苏秦所说，这个城市有7万户人家，如果照每家平均六口人计算，就是40多万人，这样大的一个城市，在古代确是不多见的。到了西汉中叶，据史记所载，主父偃和武帝都说过临淄有10万户的话②，当时城内的居民，又已经到了60万左右。这个工商业都市因为有牢固的经济基础，所以能够历久不衰，汉帝国崩溃之后，似乎还多少维持着传统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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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管子·地敷篇》，管仲建议桓公专煮盐之利，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乱，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此语暗示齐人之利用河济二水为货物外输之道，且更加以修治。

    ②见《齐悼惠王世家》及《三王世家》。

    临淄的位置，是在东路干线的极端，只因有鱼盐和丝织品等销路极广的产物，才能够维持数目极大的居民。至于定陶的繁荣，则完全是靠了极优越的交通地位。这个城市，正位于济水和它的支流菏水两相交会的所在。沿了水路，往东北的方向，直达临淄，往西经过大梁通入黄河以达洛阳，往东南的方向，则菏水连通泗水，再由泗入淮，邗沟修成以后，更是一直达到东南新开发地带中心的吴。在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就交通系统或是纯粹就空间距离来讲，陶的确像《货殖列传》上所说的，是“天下之中”，山东三河和东南三个区域的货物交易，大部分是要以陶为集中地点，因此很多陶朱公一类的人物，都到这里来“侯时转物”，得到极大的成功。汉帝国初年，定陶的地位，还相当的重要，但不久以后，这个两三百年来的重要商业都市，却再也不经人称道了。定陶的衰落，似乎是深受了黄河溃决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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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史记·河渠书》称，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定陶适当其冲，不免沦入泽国。武帝重信田蚧及一般方土之言，不事复塞。自后二十余年，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直逮元封二年，宣房之功始奏，梁楚之地复宁。中经二十余年之泛澜荒凉，往日精华，消逝无余，而沟通济泗之菏水，复为黄水所乱，原来运道破坏，交通形势全非，而定陶休矣。

济水支流这条运道破坏之后，当时的人又修了一条汴渠来代替它。这是介乎大梁和彭城之间的一条水道。据汉书地理志，蒗荡渠引河水，东注于阴沟，再注于汲水，再注于获水，最后注入泗水，前后连通，大概就是汴渠的路线。据《后汉书·明帝纪》，汴渠曾在前汉平帝时候溃决，可知汴渠的沟通，是在平帝以前。这条新路线沟通之后，彭城的地位比以前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交通地理史上一件重要事实。不过汴渠西端的大梁，却并不曾演为一个繁荣而重要的都市。所以然者，我们或者可以提出两个解释：第一，战国时代的大梁，因为是魏国的首都，也曾保有相当的繁荣。但经过王贲引水灌城之役那次彻底破坏之后，很长时期没有能够恢复，太史公当年所见到的，还是“大梁之墟”。当时那一带比较最重要的城市是陈留。汴渠开了之后，大梁本有复兴的机会，但由于所谓“地理的惯性”的缘故，它的地位仍旧是由相距不过20里路的陈留来代替了。第二，汉代汴渠的运输能力还不太大，到了东汉，东方的谷米是直抵首都所在的洛阳，大梁只是通过站，发展的条件是有限的。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大梁的地位价值，在秦汉帝国时代始终不曾得表现出来。而汴渠的重要，在汉代因为东南一带还没有大加开发，而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又因为分疆割据，兵事不息的缘故，一直没有得到表现的机会。直到隋唐帝国和北宋时代，才充分发挥功效，成为帝国的大动脉，而汴梁的地位，也随着大为增高，成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