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学会与全国总会
　　随着高校史学会的蓬勃兴起，一些地方也开始酝酿成立此类学会。首先关注此事的，便是一批从高校史学系或史地系毕业走上社会的专业人员。其中，较早形成这类自觉意识的当推柳诒徵、陈训慈、张其昀、向达等人。陈训慈在１９２１年就撰文指出，“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它对推动史学发展、开展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有计划地保存和扩充史料，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并建议史学会“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13]１９２５年３月，东南大学发生学潮，柳诒徵因对事态不满辞职，于６月携缪凤林、景昌极、郭斌和等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该校史地学会的骨干也多已毕业离校，遂使其一时失去主心骨而趋于涣散。为继续发扬南高史地学会的精神，张其昀、向达等乃于１９２６年初组织“中国史地学会”，共推柳诒徵为总干事，并在同年底出版了会刊《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的会员虽散居各地，如向达、张其昀在上海，陈训慈在浙江，柳诒徵在北京女子大学任教，缪凤林等远在东北，但仍得以通过学会长久保持了学术上的相互联系。他们的活动圈子和特重发扬传统史学优长的治学倾向，实际上正可以看作是南高史地学会的继续。１９２７年夏，柳诒徵重回南京，其弟子范希曾、向达、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张其昀等也相继调至南京。旧雨重逢，更激起他们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共创事业的宏愿，遂于１９２９年初倡议建立了“南京中国史学会”，同时发行会刊《史学杂志》。在《发刊辞》中，柳诒徵称：“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学杂志》于大学，今年缪（凤林）、范（希曾）、陈（训慈）、郑（鹤声）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专其简策之通轨也。” [14]对原中国史地学会随着学科自身发展而分为中国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缘委作了说明。这个史学会，从其成员构成和活动区域看，显属地方性史学会。
　　与此同时，北平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史学会的筹建活动。影响较大的有１９３２年１０月成立的北平史学会。据报道：该会由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发起，成立当天，到会者达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朱士嘉为记录，议决以谢兴尧、谭其骧、丁迪豪为文书股干事，柴德赓、陈均、张德昌、戴邦伟为事务股干事，吴晗、朱士嘉、邓嗣禹、李树新为出版股干事。并拟聘陈寅恪、陈受颐、陈垣、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１８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次年元旦出版会刊。[15]不过，这本会刊并未如期出版，倒是文书股干事丁迪豪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的名义，１９３３年１月主编出版了一份《历史科学》杂志。在同年３月底出版的１卷２期中，该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公开打出了另一个地方性史学会的旗号。从杂志看，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除丁迪豪外，尚有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则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当时史学界存在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将古书记载当历史，只知寻章摘句埋头考证，其实距历史真相甚远；二是从玄想和自由意志出发空谈历史；三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把活历史填入死公式。并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16]本着这一立场，他们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有批评，亦不乏同情，称“郭著尚在草创时，固多荒谬，亦有推动风气之力。胡适命运，始动摇于此矣”。[17]但谈及陈垣、胡适及王国维等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则情绪对立，至有出口谩骂者。[18]从打造“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唤起民族精神”的宗旨出发，研究会雄心勃勃，计划分期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满蒙史研究”、“西北史地研究”等专号，同时组织开展各大学历史系和各地历史名胜等调查。还设想从第２卷起重点开展亚细亚生产方法、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的探究，并拟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这种强调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治学倾向，与北平史学会其他大部分成员比较起来，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异。也许，这正是丁迪豪等从北平史学会中分离出来另建“历史科学研究会”的主因。
　　此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性史学会还有浙江中华史地会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前者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２日正式成立于杭州，同年１２月２７日改名浙江史地学会。发起人为陈训慈，主要成员有王孟恕、李 非、顾 宜、董世桢、胡健中、苏毓 、陈贻荪　（以上９人为理事）、刘文翩、蒋君章、陈豪楚、何敬煌、范晓江（以上５人为候补理事）等。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初仅４０余人，后发展至七八十人。学会高揭“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之宗旨，提倡“一、努力于民族本位的史的研究，二、增进中小学史地教学之改进，三、普及史地智识以贯注于一般民众，四、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19]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者由吴稚晖和卫聚贤１９３６年３月发起组织于上海，初名吴越史地会，后改名吴越史地研究会。同年８月３０日召开成立大会，江浙各地会员６０余人到会，共推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评议和理事百余人，皆政、学两界名流。学会设总部于上海，并在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各县设立分会。会章规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主张藉考古发掘手段与成果，研究江浙两省古代民俗及文化。[20]所编印的专刊《古代文化》和《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体现了这一基本方针。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地方史学会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有的则规模欠小，如南京中国史学会和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严格而论，都还不能当地方史学会之名。而１９３７年２ 月至６月，孙次舟等打出“济南历史学会”的旗号，发行了一份《历史与考古》的杂志，前后共出四期，其性质也雷同于此。相比之下，当时更具规模且组织较稳定的倒是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史学分支学会，禹贡学会、食货学会和考古学社，便是其中的代表。
　　禹贡学会是我国现代第一个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学术团体，１９３４年２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于北平，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沿革地理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员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及平津地区史地学者为主，其初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印《禹贡》半月刊。以后影响日大，人员渐多，至１９３６年５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时，会员已发展到４００余人，参与其事者除顾、谭两人外，还有冯家 、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 、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白寿彝、张维华、史念海、韩儒林、吴晗、杨向奎、周一良、吴丰培、侯仁之、童书业、王静如、蒙思明等一大批史地学界精英。活动也扩展到组织边疆地理考察，编刊《边疆丛书》、《游记丛书》，绘制历史地图等多方面。抗战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