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期集中统计公布，从十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正式成员和三位候补人员。[41]这种方法，不仅较好体现了现代学术社团组织程序的民主性，也增强了学会对各地会员的亲和力。
　　（二）学会的基本活动。
　　史学会的基本工作，陈训慈曾将其归纳为：“（１）整理旧史，如考证真伪，规定正本，分别门类，刊行秘本等。（２）编订新书，如编辑通史，订定教本，发布书报，印刷影片等。（３）探险考察，如考古旅行，采访古迹，掘地发藏，调查统计等。（４）保存古物，如搜罗古钟鼎彝器、古币古瓦古书古器等。（５）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供学者及社会之参观与研究。（６）参预近史，ａ、促进清史之编定；ｂ、发行年鉴为研究资料；ｃ、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史之史料者。”[42]实际上，各学会因所处层次、条件及会员构成的差异，活动方式和侧重面往往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高校史学会的活动比较侧重于研究型学习的引导，对举办专家讲演、古迹参观与实地考察，往往最为看重。燕大历史学会的做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举办的学术讲演和史学座谈会，包括了蒋廷黻、罗家伦、裴文中、张东荪、张尔田、邓之诚、洪业、钱穆、姚从吾、孟森、容庚等一大批校内外名家；其会员的参观活动，不仅遍及北京地区的古迹，还包括北大国学研究所收藏的明清档案、地质调查所陈列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墟考古发掘物，以及河北怀安汉墓的出土物等。与此同时，顾颉刚等还时常亲临现场担任讲解，使会员“目睹先民之遗泽，益发思古之幽情，所得印象之深，远出书本之上”，[43]收到了很好的专业学习效果。
　　一些以中学教师为主或中学组织的史学会，则更注意从历史教材、教法的改进以及引导历史知识的学习等方面展开活动。如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时，即将其会务定为讨论史地研究方法之教材与教法、举行史地演讲、编订史地参考资料等数项。[44]一年以后，又确定以草拟中学史地科设备标准、赞助本省史地展览会、举行时事讲座、续印史地参考资料等为主要工作。[45]
　　至于那些专业层次较高的学会，其活动往往直接围绕着学术前沿的研究展开。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一成立，便确定以新近在杭州古荡、湖州钱山漾、绍兴、常州奄城、金山戢家墩等地发现的古石器陶器为契机，推进江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藉以明了历史演化及先民生活之情况”。为此，该会调查委员会特函聘各县教育局长为当然委员、各县中小学文史教员担任调查委员，发动他们在当地广泛查访，一有发现，立即函告，“如认为有发掘的必要，则由本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办理”。[46]同时通过举办古物陈列展览和出版专刊与丛书，向学术界展示工作成果。其所发布的考古报告，如施昕更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吴越史地研究会专刊《古代文化》第４期）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１９３８年浙江省教育厅刊印）、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以及《吴越文化论丛》等对古荡、良渚两古文化遗址的开创性研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二）两书时即称：“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竟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并认为这些成果的发布，“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禹贡学会在成立时计划藉众手之力完成几项任务：一、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把研究成果用最新绘法，制成若干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编一部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四、对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一番详密的整理；五、辑录地理书籍中的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研究；六、提出若干自然地理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47]从当时看，也无一不属学科前沿的重大课题。
　　（三）会刊的编辑与出版。
　　在学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编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可以说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并提升其专业层次的标志物，又是向社会传递某种学术主张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或编刊计划，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其间虽因经费或稿源等条件的限制，有的未能正式出版，有的时断时续，但质量高且影响深远者仍不在少数。如南高史地学会的《史地学报》、燕大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禹贡学会的《禹贡》、食货学会的《食货》、考古学社的《考古社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运作的机制看，这些会刊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是注意了这样几个环节。
　　首先是重视出版的连续稳定性。有的会刊尽管品味不低，且登载过一些名篇，但因仅出一、二期即止，作为一份刊物，影响毕竟难以持久。故深知此中三昧的顾颉刚在办《禹贡》杂志的过程中，始终十分注意这点，不仅在自己任主编时身体力行，做到按期出版，还对谭其骧任主编期间出现的脱期现象十分不满，屡加督责。为了使《禹贡》能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他甚至要求谭其骧在保持杂志基本质量的同时，适当降低稿子录用的学术门槛，刊用一些讨论风俗之类的“软性作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读者。并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把刊物维持下去。[48]《禹贡》半月刊之能坚持到抗战爆发，连续刊行８２期，与顾颉刚的这种办刊毅力和实干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学会会刊，也是如此，如《史地学报》前后持续出五年（１９２１．１１－１９２６．１０），共出２１期；《史学年报》前后持续 １１年，共出１２期；《食货》半月刊持续三年，共出６１期；《考古社刊》（半年刊）持续三年，共出６ 期。这一现象表明，保持会刊出版的相对稳定，对其影响的持久与扩大，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次是努力提升学术含量。为了做到这点，不少学会专门聘请专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此事。在这方面，《史学年报》的方法尤足借鉴。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提出：“学术刊物，首重取材。《年报》取材，除揭载燕京大学史学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之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他们还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专门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委员会，由王钟翰、赵宗复、龚维航（皆当时学生）、洪业、邓之诚、顾颉刚、邓嗣禹（以上为教师）等组成。这种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应当说为其始终坚持学术本位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正因如此，该刊出版后，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四期以后，均告绝版。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49]
　　第三是注意锻铸专业特色。综观这些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的学会会刊，还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现象，即其中大多具有十分鲜明的专业特色或个性。如《禹贡》之于中国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食货》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考古社刊》之于中国古文字、古器物、考古学和古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