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星散，学会被迫陷于停顿。１９４６年恢复活动后，声势虽已大不如前，但仍坚持到１９５５年才结束。
　　食货学会是一个以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旨的专业学术团体，由陶希圣发起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所主编的《食货》杂志也在上海同时推出。学会无定期举行会员会议的规定，组织相当松散。从《食货》的基本撰稿和通讯队伍分析，骨干包括陶希圣、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傅安华、杨一中等，至于松散型会员，则最多时可能达百余人。１９３６年５月禹贡学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后，陶希圣也一度考虑仿效其法，采取确定会员会籍、征收会费、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事等措施，使学会的组织体制趋于规范化，但始终未能如愿。学会依托《食货》杂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以及断代经济史和古代寺院经济、赋税、财政、手工业、行会等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开拓工作。主要成果除见于《食货》外，还包括北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集的《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篇》、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和《南北朝经济史》（陶希圣、武仙卿著，上海商务１９３７年版）、《唐代经济史》（陶希圣、鞠清远著，上海商务１９３６年版）、《唐代财政史》（鞠清远著，商务１９４０年版）。抗战爆发，《食货》出至６卷１期停刊，会中骨干随之风流云散。陶希圣本人在经历了一场翻云覆雨的政治变故后，直到１９４６年７月，才拉着曾謇在其主编的南京《中央日报》开辟一个《食货周刊》，企图重拾旧业。但仅仅两年，就因国民政府的溃败而黯然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活动。
　　考古学社成立于 １９３４年。６月，容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倡议建立金石学会，９月１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考古学社，推举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五人为首届执行委员，负责编辑《考古学社社刊》。[21]１９３６年 ４月，又增设社长，由叶恭绰任之。该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22]自成立至抗战前的三年间，共出版《社刊》六期，篇幅由最初的５６页扩充至４００多页，发行量也由５００册增至１０００册。与此同时，学社还筹资刊行了学术含量很高的《考古专集》１７种和《考古丛书》甲编二种、乙编八种，有力地推进了国内金石考古学和古文字、古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社员开始仅３５人，一年之内即增至八九十人，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１４１人。从各期《社刊》公布的“社员名录”和“续录”看，成员中虽然也包括梁思永、董作宾、徐炳昶、何士骥这样一些真正从事或参加过现代田野考古的人员，但大多仍属一般古文字、古器物及古史研究者。可见这里所谓的“考古”，历史学的气息显然要比现代考古学的意蕴来得更为浓烈，或者可以说主要就是以历史学辅助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样一种“考古”学会的构成，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由传统金石学逐步向现代考古学过渡时期的特征。对此，学社的一些社员也有所意识，刘节便认为传统金石学“既无严格的范围，又无一定的方法。从前学者们所得到的古器物，大半出于盗掘，连最重要的出土地点一项也弄不清楚，遑论其他”。而现代考古学则“都是依照科学律令，作有系统的发掘，成绩已斐然可观”。因而要求社员认清现代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自觉加强两者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入。[23]
　　应当看到，这类学会的人员构成开始虽多以一地为主，但其后的发展，却都显示出向全国扩张的势头，只不过因受专业的限制而尚难照应到史学的其他层面罢了。有鉴于此，从２０年代起，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便不断发出各种倡议乃至实际的组织活动，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史学会，以应现代史学发展之需要。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３日，朱希祖等便曾联合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６校史学系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等专家共９４人，发起成立过中国史学会。会议选举朱希祖、陈垣、罗家伦、钱玄同、王桐龄、张星 、沈兼士、陈衡哲、马衡９人为委员，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 、翁文灏五人为候补委员。[24]由朱希祖任学会主席，下设编译、征审、出版、图书四部，计划组织各种专题研究，出版《史学季刊》及史学丛书，开设定期讲演等，并逐步将学会“扩充至全国，其第一步，先将各大学史学系及史地系毕业生散在各省者加入为会员，再由委员会敦请国内外对于史学有贡献之学者为名誉会员及通讯会员”。[25]可见其建立全国性史学会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遗憾的是，该会成立后，不仅原定的各项计划均未付诸实施，连其自身也很快趋于消解。以致燕大历史学会在当年 ７月发表的《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中，仍把“联合他校史学会创办中国史学会于北平”作为“有待未来之努力”的事业之一，[26]竟如年初北平未组织过“中国史学会”一般。究其原因，或与当时北平高教界的动荡局势有关。１９２８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北平９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中华大学。８月，又改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此举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一时学潮风起，校内原先隐伏的各种人事派系矛盾也借机窃发，年余不息。１９２９年９月，连作为北平“中国史学会”主席的朱希祖也因遭到学生会的公开指责而一度要求辞去北大教职。[27]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严重影响到该会的正常运转。
　　继北平“中国史学会”之后，宁、沪地区的学术界也在南方发出了类似的倡议。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１日，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柳诒徵、雷海宗、何炳松、张其昀等２１位学者，联名在《申报》登载了一则《发起中国历史学会启事》，称我国历史悠久，载籍丰富，晚近以来，中外史料复各有新的拓展：
　　缘是所谓史学者，其积也日深，其涵也亦日以广。欲抽其绪而理其棼，诚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功矣。今世治史之士，望古遥集，术有专攻，或以通今著，或以竺古闻，或潜心于考订，或致力于采掘，或则长记注，或则擅撰述，分道扬镖，各程其效。同人等窃以为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分以极其深，尤必合以成其大。用是不揣 昧，爰有中国历史学会之发起。颇冀以琢雕磋切之功，收 铸钧陶之效。[28]
这则启事的发表，再度引起了学术界对此事的关注，《浙江图书馆月刊》等还为此作了专题报道。虽然它仍未能导致学会的建立，但至少表明，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同宿愿。
　　除了国内学术界的各种努力之外，３０年代中国史学会的酝酿筹建工作，还直接得到了来自国际历史学会的鼓励和促进。１９３６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哈罗·田波烈（Ｈａｒｏｌｄ　Ｗ．　Ｖ．　Ｔｅｍｐｅｒｌｅｙ）由沪江大学教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陪同，赴北平作学术讲演，并就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之事与国内学者进行了接触。１２月１日，顾颉刚和陶希圣等代表中国方面与之在北京饭店作了商议。会谈主要议题为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展工作之条项等。当时确定，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进行方式有三种：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代表中国的研究院请求；三、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入会问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苏黎支（Ｚｕｒｉｃｈ）举行四十二国大会决定。田波烈教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黎开会。在开会期前，极愿得知中国之意向。田教授负责写成正式函件致顾教授，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彼亦表示将往南京谒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