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成就在当时都可说是独步于国内学术界。又如《史地学报》，虽然涉略的范围比较广，不像上几种那样专注于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但在治学上也自具其强烈的个性色彩。该刊经柳诒徵的指导，在“五四”以后学术界主流群趋新潮而鄙弃旧学的风气下，独树别帜，公开倡导弘扬传统，熔铸新旧，史、论兼重而贯之以“通识”的治史路向，虽一度不为新潮学人所理解，然终经自身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等前赴后继的努力，构筑起深厚的新人文主义学统，在现代学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四）经费筹措与运用。
　　学会的运作，须有一定财力为后援。作为民间学术社团，其经费来源大体不出会费、学校和政府文教部门津贴、各类社会基金资助、私人募捐。其中，会费一般不多，低者年仅每人５角，高者达１０元，多数则在１至２　元间，且往往收缴不齐，难敷学会各项开支之用，更无法组织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学校或政府部门的补贴也有限，且沾溉范围较小。如１９４２年底暨南大学学生成立史地学会，报请学校“拨予补助费及登记证”，结果“准予每学期由校津贴壹百元”。　此百元之款，较战前币值已贬，至多只能资助该会开展一些类似出壁报、剪报、制作读书报告和参观游览等小型活动。[50]１９３５年，顾颉刚曾因禹贡学会经费之事求助于教育部，所得仅一次性津贴３００元。不得已，次年初又转求于朱家骅，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51]以顾的社会声望与活动能力，结果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至于社会基金的资助，则因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衰敝无力及这方面机制的落后，对史学这类与实际应用隔着一定距离的基础性研究，尤少顾及。
　　然而，对于大部分学会来说，要维持正常运作，特别是举办一些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就只能更多地依靠私人募捐这一渠道。禹贡学会最初主要即靠顾颉刚、谭其骧个人月捐２０或４０元维持（至１９３６年８月，顾前后共捐８８０元，谭为４７３元），后来又得朱家骅捐５００元，辛树帜捐５０元，徐中舒捐２０元，以及张国淦所捐的办公用房等，才使学会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52]而从燕大历史学会《年报》所称“幸赖我史系及各师友予以经济及稿件之帮助，得庆如期出世”[53]的话看，也可见该刊的按时出版，与会员个人的捐款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的是考古学社。该社的活动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维持，因此，从一开始，就在《学社简章》中对此作了严格规定：“社员年纳社费二元，于每次大会时缴纳。凡不交社费者，作为退出；特别捐款，于必要时募集之。”[54]以后每期社刊，几乎都要发布催促社员交纳会费的通知或有关人员捐款的消息。１９３６年４月推举叶恭绰任社长后，第４、第６期社刊均由叶氏资助出版，但即使如此，该社仍称“经费至少，除社长捐募一部分外，仍有不敷”，希望社员在会费之外，量力而行，再出５至１０元“维持费”，以助社务正常开展。[55]　学社的《启事》即称：“社员所负之义务有二：一曰交费，一曰交稿。本社所恃以联络情感、互通消息者，厥惟社刊；所恃以印行社刊者，厥惟社费。社费不交，则社刊不能出。社刊不能出，则本社瓦解。”　[56]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固然是其成立学社的初衷，然若无一定经费的支撑，学社终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
　　从现代中国各类史学会的兴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凡运作较好、影响较大的学会，大都具备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大部分成员的学术志趣总体上比较志同道合。学会作为一个会员间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知识团体，如果参与者的学术理念乃至处事为人彼此分歧太大且难以磨合，必然会影响到该团体的稳定发展。有些学会成立时似乎意气风发，人强马壮，但其行不远，甚至很快消声匿迹，个中原因，便与此有关。顾颉刚就曾为此大发感慨，说自己参加过的新潮社、朴社、景山书社、技术观摩社等都不能善终，使之深感“伤心”，甚至激愤地说出：“中国人为什么竟不能合作？我为什么永远找不到一个合作的伴侣？”[57]其所点出的，也正是当时知识界的这类顽症。在现代中国的各类民间史学会中，一些专业性特强、会员学术志趣又比较一致的学会，如禹贡学会、食货学会、考古学会等，往往比成员构成庞杂的“北平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等显得更有生命力些，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二是有一个出版稳定并办得较好的会刊。会刊犹如学会的喉舌和旗帜，一个学会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与其会刊塑造的形象有关。运作较好的学会，加上特色鲜明而质量较高的会刊，必然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拓展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度，如南高史地学会、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等都是如此。反之，学会人员的组合再强，如没有一本持续出版的会刊，其社会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如泥牛入海，难觅踪影。大多数高校史学会以及北平史学会、北平“中国史学会”的经历便说明了这点。三是经费筹措比较成功。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考古学会等得以保持较长时期的正常运作，与其在这方面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而不少学会之难以持久，包括会刊的难产、停刊和某些研究计划的中断实施，实际上也都与经费不继的困扰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些经验，对于后来的学会建设多少具有示范或借鉴的意义。最后还应指出，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发展，虽因战乱与时局动荡的影响，颇见坎坷，但在推进中国史学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这种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民间学术合作之风。中国传统史学之运作，本不出私家撰史和官方设局控制两种基本模式，前者较具个性但规模较小，后者虽有规模而多无个性，观念上亦唯帝王或朝廷意志是瞻。受到现代民主和科学洗礼的新史家，既不屑于旧日官方史局的运作模式，又深感随着历史视野和史料观念的不断拓展，个人闭户自研，其眼界和能力皆不免有所局限，因而亟盼建立一种联络民间同道、合力推进学术的新机制，使学者既得保持个人研究之自由，又能在自愿协作的条件下，集众人之长，组织实施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如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江浙一带的古文化遗迹调查和考古活动、禹贡学会组织的边疆地理研究和“后套水利调查”等，都是凭借着学会集体力量，才得以实现的。
　　第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史学流派和某些新兴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由于现代历史学会采取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方式，特别是当某一专业方向或学术理论被学术团体所认同，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实践之后，其所发出的声音便易被放大，从而对社会或学术界形成一种冲击力和群体效应。因有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而形成所谓“禹贡派”和“食货派”，进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和中国经济史等新兴分支学科的崛起，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第三，通过学会这一自主性很强的学术组织活动，为锻炼培养年轻史学专才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从现代中国史学会的实际运作看，无论是高校还是民间史学会，都吸纳了大量的在校历史系学生，其中不少还担任了学会的负责人。这些学生，在刚开始加入学会时，虽不免有些稚嫩，但却生气勃勃，富有上进心。参与学会工作，使他们较早有机会通过各种自主的学术组织工作和研究活动，在实践中迅速得到提高。许多当年参与学会活动的青年学生对此都深有感受，如燕大学生侯仁之在回忆中称：《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 》，成稿以后，能否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