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次日，田波烈又正式致函顾颉刚，指出“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为便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他建议“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并希望顾颉刚能积极承担起这项联络组织工作。为响应国际史学会的建议，经各方商定，决定由顾颉刚及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 在北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康选宜在上海，分头联络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29]
　　这一消息发布后，史学界颇感振奋，直到１９３７年４月，《图书展望》犹有报道称：“我国史学专家顾颉刚、郑振铎暨罗家伦等，循世界著名史学专家田波烈氏之请，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之最高研究团体，迭经各方之交换意见，认为此事确属重要，即积极着手进行，闻将于最近期内成立，总会设北平，上海及南京、广州等处设分会。”[30]可惜，抗战的爆发，使这项工作不得不中道而辍。[31]１９３８年８月的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中国虽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但全国性史学会仍未成立，加之处于战争状态，以致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仅胡适一人。当时正以北大文学院长名义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胡适，是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被邀参加的，他在会上宣读了题为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由于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历史学大会，故颇受欧美汉学界人士的关注。[32]
　　在民间社团和学术界不断发出呼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全国史学会的筹建也给予了一定关注。１９４１年７月，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决以到会全体委员名义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同时“广征各学校及各研究机关之史学界人士共同发起”，计划一年以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该委员会《三十一年度工作检讨》中，又对此事的进展作了通报：“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关于‘由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一案议决由出席委员共同发起，须本会作为通讯处并由会酌助经费，一年以来已征得专家一百一十六人之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拟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会开始工作。此会之成立会拟与本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此会应有充分基金以办一永久性国际性之刊物。”[33]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三时，学术界企盼已久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终于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到会者凡百余人，推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陈衡哲等９人为主席团，由顾颉刚任总主席。通过会章，选举陈寅恪、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沈刚伯、柳诒徵、缪凤林等２１人为理事，吴稚晖、张继、方觉慧、邹鲁等７人为监事，并于２８日起举办学术讲演周，由傅斯年、雷海宗、郑天挺、陈安仁等主讲。[34]按照会章，学会计划在各省市及大学建立分会，其基本任务为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在２６日举行的理监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史学会审查标点二十四史的提案。
　　不过，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史学会，学术上却无明显作为。究其原因，当与官方推动此事的初衷有关。亲历此会的顾颉刚后来在日记中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在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指陈立夫）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35]
　　从官方的立场看，出钱推动这样一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实现对学术界控制的目的自然要较发展学术本身重要得多。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对官方操纵此事表示不满的，在当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差不多两年后，这一后遗症依然存在。１９４５年初顾颉刚从成都致陈训慈的信中即提及这样一件事：“此间史学界同人于元旦举行团拜，并商组织史学分会事，已议决推选蒙文通、束天民（即束世 ——引者注）、李思纯、郑德坤等几君为筹备委员。在筹备期间，不免花钱，以是甚望总会方面能筹拨若干（迳寄四川大学束天民、李思纯两先生），俾得推进其事。前年总会成立时，未邀请成都人士，至今此间人犹耿耿于心。元旦开会时，竟有某君提出不承认总会之说，所幸在场诸人深明大义，未经附和。今若口惠而实不至，则裂痕益深，非史学前途之福也。”[36]显然，这种全国史学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因为它的背后实隐伏着当局意图和民间学人意识间的深刻分歧。
　　　　　　　　　三　　学会的运作及其学科建设意义
　　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大体可分三类：一为杂志报社型，这类学会往往圈子很小，成员不多，且无正式会章，其主要工作几乎皆围绕着杂志或会刊的编辑工作展开，如中国史地学会、南京中国史学会、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和济南历史学会等皆属之。二为松散型，此类学会的规模也许不小，但会员无正规入会手续，既不选举或组织专门的学会机构，也不定期召集会员会议，食货学会便是一例。三为规范型，其组织程序与活动皆能按照现代学术社团的基本规范行事。应当说，当时出现的高校史学会和其他史学专业学会，大多属此类。本文对其运作机制的考察，即以此等规范型学会为主。
　　（一）学会的人员组成和机构设置。
　　鉴于社会上从事或关注史学研究的人不多，大部分史学会为保持一定的人员规模，对会员接纳标准都较宽松。如１９２９年初朱希祖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就因“社会上专门研究史学者，视他种学术更鲜，故该会对于会员之资格，取宽大主义，从事提倡，以为真正史学会之先导”。[37]在高校内，除史地专业的师生外，外系师生只要本人有兴趣，一般也接纳，即使是已毕业离校，并与学会中断联系的会员，有的学会也愿保留其会员资格。当然，也有少数学会的会员接纳标准比较严格，如１９４３年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因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全国史学总会，规格较高，其会章规定会员分甲乙两种，甲种会员须大学讲师和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或有史学专著之人方有资格；乙种会员须具有专业背景之大学生、研究生、专科学校史学助教及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方符要求。[38]也有的学会，入会资格虽不严，但对入会后未能履行会员义务者，却有随时除名的规定。如考古学社每年在会刊上公布的“社员名录”及“续录”，对不能按时交纳会费者，即“通知退出”。[39]不过，大多数史学会似乎没有这样严格。
史学会的组织机构，除分研究、出版（或编辑）、讲演、文书、总务等股各司其职外，有的还根据实际需要，设有一些特别委员会以展开工作，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为加强对江浙一带古物、古迹的查访，就专门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40]学会的日常事务，由每年（或半年）一度的会员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主持。有的学会因人员分散全国各地，年会期间许多人往往无法到会，为充分征集会员公意，还采取了通讯投票的方式。如考古学社１９３６年度的执行委员会换届选举，即将印有新一届执委会候选人名单的选票事先分寄会员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