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上述陶希圣在1932年到1933年所发表的言论，与《食货》创刊号中陶希圣《编辑的话》所谓“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陈述相比较，[3]（P29）其中间的思想过程及联系是很清晰的。所以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4]（P194）而总结新史学发展史的齐思和则说，陶希圣“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5]（P29）
学术的发展与陶希圣本人政治失意后的学术境遇相汇，于是催生了《食货》半月刊的创办。
二 拓荒与奠基：陶希圣创办《食货》的史学意义
与今天学术界所认为的，作为与国家层面相对应的社会史范畴不尽相同，1930年代学术观念中的社会史，更多的是指社会经济史。陶希圣曾在《南北朝经济史》的《自序》中说：“中国经济史本是一块未开的生地。‘斩之蓬藿荆棘’，是件最苦最难收效的事。”而《食货》的创刊，之于中国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也正在于它的拓荒与奠基。当然，对于陶希圣来说，其创办《食货》半月刊的初衷，本是想通过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社会史论战未能解决的对中国社会认识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无意间却使他借助《食货》这个学术平台给当时的中国史研究开拓了一片新境地，构成使中国史学“预流”于世界新史学之潮的意义，这确实也是陶希圣所始料未及的。
应该说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开始了与社会科学结盟的趋势，史学中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出现活跃的迹象。而“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通过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以“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研究，渐渐成了史学发展的新潮流。[6]（P12）
西方史学的这些变化，也影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明显的例子如1920年朱希祖执掌北京大学史学系时，就是受德国Lamprecht《近代历史学》和美国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的影响，而极力强调“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11]的观点，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7]（P3）与此同时，又建议何炳松，将其原作教材讲授的鲁宾逊《新史学》译为中文，于次年出版。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这时则有李大钊先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文，以及在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开设的“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初步把历史唯物主义引入了中国的史学课堂。
然而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来说，这些强调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一直到1930年代实际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具体学术实践来说，则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新考据学，依然是当时史学界的主流。这时执中科院史语所、北大、清华、辅仁、燕大等学术重镇牛耳的教授，大多是这类风格的学者。而受这些主流学者影响，各校的研究生也多作着类似的研究课题。[12]这一点，只要翻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学季刊》、《清华学报》、《辅仁学志》及《燕京学报》等主流刊物，就十分清楚。这些史家虽然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其共同的特点，一是强调史料的发掘与考据对于史学的意义，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解释，则一般并不予以过多地注意；二是在研究的内容上，或囿于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及西方实证史学研究取向影响，或囿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理论影响，大都更关注政治史、文化史或学术史，而“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13]至于所谓“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的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1]（P129）这样便形成了1930年代初期以前中国史学界观念认识与具体研究实践的差距或矛盾：一方面在观念上承认史学研究的范围应该包括社会史经济史等丰富的社会内容，一方面则在具体的研究实践方面并不予之注意。
试仍以朱希祖为例。从以上叙述可以得知，朱希祖在观念上似已接受了西方新的史学理论，而且在1922年《北京大学史学会成立报告》中，也再一次声称“历史科学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然而一落实于史学会的具体研究范围及内容时，却依然不能脱出旧日的巢臼。[14]按照蔡元培同时在《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则依然是“我国自有《尚书》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连续不断，历史的品类是很多的，真伪难明的地方也是不少”；“现在吾们要想补这种缺点，最要是发掘地中所埋没的史料，考察地质上的事实，拿来证明过去历史的真伪和补充历史的不足”等旧话。[8]（P1729）此外，像1925年制定的清华《研究院章程》、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旨趣》等，所制定的研究计划，也大都表现出类似的学术倾向。[15]
然而新的史学理论在史学中的影响也一直在潜然发酵，并在学术实践方面酝酿着对旧格局的突破。这中间，所谓“三大论战”的促进作用尤其巨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开始遭到攻击和禁止，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学术层面并未受到影响，反而因社会性质及社会史论战而影响日益扩大，并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重要理论体系，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被称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品之一”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9]（第208期）“将地上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10]（P8）在初步建立中国社会发展史体系，使“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的同时，[5]（P30）也使以新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范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这样，在政治局势逐渐平静的情况下，最初因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国前途及其革命道路的思考而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激烈争论，逐渐转向冷静的学术探讨的同时，也使摆脱空洞教条主义弊病，以具体的史学实践开拓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新领域的史学要求，越发地突出出来。
然而史学发展的这些要求，在旧的主流学术刊物主宰史学园地的情况下，实际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创办新的史学刊物，作为容纳社会史、经济史内容，培植新史学的园地，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成了史学是否能得到成长的重要因素。[16]也正是有鉴于此，这时一些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