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陶希圣并不主张把理论方法神圣化，以至于以理论阐释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他认为理论方法只能指导我们研究历史，但并不能代替历史研究本身。因为“世间还没有人创一个神妙的方法，使我们一朝得到这个方法之后，万年万事皆通。因为人不是神，所以任何伟大的理论家，只能指示我们一个观察事物的眼光，解释事物的见地，批评事物的立场。任何伟大的理论家不能如《创始记》所说的那样，替我们创造历史的事实。”即“理论和方法只能使我们用来研究历史，并不能代替历史的本身。” [3]（P505）更何况时代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发展，因此历史材料也需要不断的以新的时代的眼光，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新的解释，因为“历史家并不把全部社会现象都写下留给我们。他用他的哲学剪裁史实，用他的社会描摹前代，缀成他的著作”。“我们的眼光所要发见的史实，是与他的哲学所存留的史实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本于我们的眼光去重新的发见”，重新地解释。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希圣，对于史料和理论方法的关系已看得相当透彻，也相当辩证。在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以及哲学诠释学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历史认识中主、客体互动的关系，对于历史认识主体“先见”（prejudice 或 Vorurteil）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对这些“先见”限度的把握等认识问题的理论探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以这些新的理论反观陶希圣对于史料与理论方法之关系的相关论述，尽管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非理论自觉的粗糙的论述，但是就其在《食货》中发表的这种论述来说，在当时中国的史学界仍然应说是具有理论贡献的。
与陶希圣会通史料发掘与理论阐释的史学认识有关，《食货》在刊登大量资料性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刊登有关理论和方法的讨论文章，先后刊载了讨论经济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文章29篇，有关社会形态理论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文章30篇，合计59篇，占文章总数的1/5以上。除此之外，《食货》还选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史名著，甚至出版“经济史理论与方法专号”。其选译的标准，“是要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策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必须的比较或指示。”其目的除了推广新的研究理论及方法之外，还试图让人们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对照，发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因为他认为：“要想对中国经济社会史精深研究，必须就外国的经济社会史得到精确的知识。在比较参佐之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象的意义、特征、及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历史发达的必然法则，才能看得出来。” [3]（P20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陶希圣拟定了这样几个认为重要方面的内容在《食货》上发表：“（a）欧洲资本主义初发生发达时的各种现象，例如手工作坊、定货制度、账簿组织等。（b）欧洲及日本等处的封建制度。（c）封建制度初生时的现象。（d）中古欧洲的东部，与商业经济同时存在的封建制度。（e）教会及寺庙财产制。（f）本主义以前的帝国与资本主义发达时的殖民地侵略。（g）殖民地经济经济组织的特征。（h）半原始种族的经济社会组织。” [3]（P203）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陶希圣所拟定的内容并没能得到完全的贯彻，但是从后来《食货》刊发的译介文章看，基本是按照这种思路工作的。
对于因探讨中国社会史问题而步入史学研究的陶希圣，发掘史料也罢，探讨理论和方法也罢，其创办《食货》的最根本的目的，应该说仍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这或者也可说是陶希圣始终不能释怀的学术情结，也是当时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
虽然早在创办《食货》半月刊之前，陶希圣就注意到社会历史发展特殊性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我们能够把社会形式分做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纯粹的属于某种社会型的社会，而毫没有驳杂的成分在于其中。”[22]（P11）但是中国的社会形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具体展现的是怎样的形态面貌？究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史历程？激烈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没能得出统一的结论，当时陶希圣本人也没有足以说服他人的论述。于是这种对社会发展形态大问题的思考，也就自然地被带入了《食货》之中。然而此时陶希圣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已是经过了对社会史论战的反省，开始努力取径于会通理论与史料，汲取西方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中国社会自身特点的研究理路。
如前所述，《食货》的创办缘起，就是要通过对中国社会史料的详尽搜集和具体的专题研究，求得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合理解释。为了展开这方面问题的讨论，《食货》在第2卷第9 期和第11期连出了两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到了1937年2月出版的第5卷第3期，又出了一期“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专号”来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形态的问题。而在1935年7月发行“专号”之前，为了能有效地展开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讨论，陶希圣还代表“食货学会”，在《食货》第2卷3期的卷首，郑重地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社会形式发展史特辑”的征文启事，呼吁社会和学术界重视关注这个对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认识有重大关系的史学问题的解决。此外，在陶希圣所拟定的《经济史名著选译计画》中，也表现出其亟欲解决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发展形态问题的欲望。在该计划书中，陶希圣指出：“计画的实现，受我们的需要的指导，又受我们能力的限制”。其中，“在需要一点上，我们选译外国经济社会史名著时，并不是因为那是名著，便拿来译。我们选译的标准，是那名著的全部或一部，里面所叙述或讨论的具体现象（制度或思想或政治等），是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必需的比较或指示。中国经济社会史上有许多的筋节，如果不能明白了解，全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便无从了解。例如东汉时期土地兼并的事实，本身是什么情形，而它对于魏晋以后的贵族庄田以及寺庙庄田有怎样的关系。又如五代以后，苦恼政府的货币问题以及政府与学界对于货币政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只有把外国史上类似的现象来比较一下，才能在黑暗里得到一线的光明的指示。还有外国经济史上的现象本身，需要具体的分析研究，例如通常人以古代罗马为奴隶社会，但是罗马当时也有广大的农村。通常人总把罗马的奴隶几倍于市民来说明他所以是奴隶社会，但罗马也有广大的自由农民，数量不能几倍于奴隶。[21]究竟罗马的乡村对社会的影响怎样，奴隶是否比自由农民也多到几倍，这些问题，倒需要考究一个从头到底。不然，我们对中国社会史又少了一段有价值的比较资料了。我们选译，要有这样的标准：为了解析中国经济社会史最重要的关键，选译外国名著里社会经济过程可以拿来比较的类似的段落的研究。”[23]（P44）因此，从推进对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的角度来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同样也是功不可没。而其价值，也同样表现在史料研究与理论、方法间之会通的努力。
四 余 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家形势陡然严峻，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史学刊物《食货》，在发行完它的第6卷第1期之后，不得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他的主编陶希圣，也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