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陶希圣. 潮流与点滴[M]. 台北：台湾传记出版社，1979.
[2] 刘道元. 两宋田赋史[M]. 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
[3] 陶希圣. 编辑的话[J]. 食货半月刊第1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4] 翦伯赞. 历史哲学教程[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5] 齐思和. 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 燕京社会科学，1949（10）.
[6]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 杨豫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7.
[7] 何炳松. 何炳松文集第3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 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9] 素痴（张荫麟）. 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N]. 大公报·文学副刊208期，1932-1-4.
[10] 董作宾. 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J]. 大陆杂志，1960，3（12）.
[11] 北平社会科学调查所. 发刊词[J].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1（1）.
[12] 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 创刊之辞[J]. 历史科学，1933，1（1）.
[13]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本刊宣言[J]. 现代史学，1933，1（1）.
[14]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 编后余墨[J]. 现代史学，1933，1（1）.
[15] 杨联升. 打像为誓小考[A].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论文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6] 黎志刚、林燊禄. 学人专访：全汉升院士[J]. 汉学研究通讯，1986，5（1）.
[17] 陶希圣. 编辑的话[J]. 食货半月刊第三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18] 梁东园. 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诸问题[J]. 食货半月刊第2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19]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0] 张春树. 民国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J]. 国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21] 陶希圣. 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小序[J]. 食货半月刊第4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22] 陶希圣.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23] 陶希圣. 经济史名著选译计划[J]. 食货半月刊第2卷影印本. 上海：上海书店，1982.
[24] 张绍良. 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为纪念中国史学会成立而作[J]. 力行月刊 1943，7（4期）.
[25] 顾颉刚. 当代中国史学[M]. 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
注释:
[1] 对于陶希圣史学的评价，1949年以前，人们大多持肯定的态度，如顾颉刚认为，在当时的历史学者中，“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而其中“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地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它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指示，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很大”。（《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也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就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北平中国书店，1935年）直至1949年10月，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仍认为，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此后，陶希圣的史学成就或不被人提及，有的只是反面形象。
[2] 参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所载刘茂林《<食货>之今昔》一文。
[3]代表性的有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3期）、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3期）、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5期）等。
[4] 陶希圣在《食货》第1卷第2期《搜读地方志的提议》一文中说：“本刊第一个热烈的发起人是顾颉刚先生。‘食货’这个名称便是他提出的。他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他又曾提出一个名称叫做‘史心’。后来‘食货’便被采用了。”
[5] 陶希圣曾担任过汪伪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成员，后因对汪精卫和平运动失望，幡然悔悟，迷途知返，于1940年与高宗武秘密逃离上海，在香港公开揭露汪日秘约，酿成轰动中外的所谓“高陶事件”，此后长期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并为其起草《中国之命运》；1949年去台后，历任国民党中央中常委、中评委等要职。
[6] 时已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详见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7] 其中仅《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在出版后的三年间就重印了八版，先后印刷达数万余册。
[8] 有关这时期陶希圣的政治态度，可参见翁贺凯《1927—1934陶希圣之史学研究与革命论——兼论其与国民党改组派之关系》，《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期。
[9] 参见《北平晨报》1931年1月14日《北大史学系风潮似了未了》、1931年6月21日《北大史学系要求聘教授该系一年级之议案》以及1931年6月23日《北大史学会挽留邓之诚》等几则消息，收《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25-1727页。
[10] 该文又收入《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三辑。
[11]在罗香林回忆朱希祖的文章中亦提到朱氏曾有“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说法。详见《 朱逖先先生行述》，载《文史杂志》1945年5月第11、12期合刊。
[12] 参见《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所载《清华国学研究院述略》（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及当时出版的《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刊登的首届“毕业生成绩一览表”和《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