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会通史料与理论：《食货》成功的重要原因
《食货》之所以在当时的史学界获得重大的成功，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发展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其重视史料的搜集而又不忽略理论探讨的办刊宗旨及其具体实践分不开。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迄止1930年代初，中国的史学界，新的历史解释理论与方法和具体研究实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而处于分离状态。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中国史学的格局也俨然分割：“实验主义不尊重确定的理论或思想，公式主义不尊重事实或材料”，[3]（P360）即一边是祭着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抽象论述中国社会发展性质的“海派”，一边是恪守“史料即史学”宗旨，结合西方实证与“乾嘉”传统，以史料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作为学术主流的“京派”。陶希圣从上海到北平，似乎已象征了其会通“海派”和“京派”治学路数的意义，而《食货》的创办，则使这种会通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当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正酣之时，包括陶希圣在内的一些人，已经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于是穷研史料，加强专题研究的学术要求便凸显出来。但是在重视史料整理的基础上，史料与史学究竟应是怎样的关系？怎样结合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掘相关史料？怎样处理社会经济史料与理论阐释的关系？仍是需要努力实践与探讨的问题。对此，陶希圣通过《食货》所做出的一些理论探讨和学术实践，应该说是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首先是强调史料的意义方面。针对社会史论战所表现的空洞的教条主义弊端，陶希圣在《食货》中一再强调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创刊号的《编辑的话》中，陶希圣明确指出：“这个半月刊出版的意思，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批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正，切实讨论。”因为在陶希圣看来，“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而“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3]（P29）此后，在后来几期的《食货》中，陶希圣仍一直强调：“《食货》所自定的任务，是重在搜求史料。我们所以这样做，是由鉴于今后如果还是空谈方法，使方法论仍旧杜留在观念的王国里，方法一定没有进步的可能。”[3]（P164）

也正是在这种史学思想指导下，陶希圣不仅在《食货》的办刊过程中反复强调材料搜集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还不时地在《食货》刊载一些史料的整理成果。例如1936年8月发行的《食货》第4卷第5期便是“唐户籍簿丛辑”专辑，其将陶希圣领导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搜集唐代经济史料的时候，把中日文书籍杂志里辑录的敦煌户籍收罗在一起”的资料发表。在该《丛辑》的《小序》中，陶希圣在提出“户籍丁籍是多方面重要的经济史料”的同时，又具体地指出：“要研究唐代均田制度，单看均田令是不行的”，因为“第一，政府对于每一丁应授的面积是怎样计算的？第二，应授的田是不是全授了？第三，所授的田是零碎还是整块的土地？第四，受田的人自己买来的田，怎么登记？第五，园宅地授予的情形怎样？第六，丁口登记及田地呈报的情形怎样？第七，口分与永业的比例在实际是怎样？这些只有查看户籍，才可以明白”。[21]（P193）

对于各种史料的相对价值，陶希圣倾向于首先掌握“二十四史”等最基本的史料，在认真研读“二十四史”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再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其他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史料，尤其是地方志中的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史料。例如在《食货》第1卷第2期“编辑的话”中，陶希圣特别地讲到，“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一是廿四史，二是地方志”。并且指出：“如果有人想得到一点中国社会通史的知识，最好还是参加那读廿四史的工作。”[3]（P76）陶希圣在《食货》中发表的许多“读史随笔”，如《王安石以前田赋不均及田赋改革》、《十六七世纪间中国的采金潮》、《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金代猛安谋克的土地问题》、《五代的都市与商业》、《五代的庄田》、《十一世纪至十四世纪的各种婚姻制度》等等，都是通过阅读正史，钩稽相关材料撰写的论文。[20]

除正史外，陶希圣赞同史料要广泛扩充，其中最为所重的是地方志，认为它是“我们要读的两种基本书”之一。为此，陶希圣在《食货》撰文，号召“发起详读地方志”的活动，提议在阅读过二十四史等基本史著“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也只能够稍有头绪）以后，便下功夫从地方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的材料”。关于整理地方志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意义，陶希圣举例说：“如果把罗马城、雅典城、加答基城这些都市撇开，你怎样想象得出欧洲的古代社会？如果你把威尼斯、几诺瓦、汉沙同盟的几个城撇开了，你就不能谈后期的欧洲中古史了。反过来看，这几年来，大家正在撇开了广州、泉州、明州、扬州、苏州、杭州，高谈宋、元、明的社会。大家正在撇开内蒙的盐场牧场谈契丹；正在撇开有名的寺庙历史谈封建时期。大家都是这样的远离现实，驾雾腾云，也难怪一封建制度便从古到今，一资本主义便从今到古了。我们固然要把理论应用到材料上去，可惜材料是架空的。在数学上，零加零仍旧等于零；在这里，空加空不仍然是一个空？”。[3]（P70）

以上的论述表明陶希圣是十分看重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货》是不会在当时考据学派居主流的史学界独树一帜，吸引影响很多青年学者的。真正使《食货》在社会获得影响的，主要还是刊物所反映的主编陶希圣对历史资料搜集和理论阐述两者之间的会通意识，以及在这种会通意识指导下的研究实践。

关于史料与理论和方法的关系，陶希圣在《食货》中是这样分析的，他说：“史学虽不是史料的单纯的排列，史学却离不开史料……方法虽不是单纯把材料排列，方法却不能离开史料独立的发挥功用。有些史料，非预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不能产生……我并不反对有个结论在心里，再去找印证。我不过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方法。……那末，心里一点什么也没有，我们去就史料论史料，好吗？这也是不成的。我先问一句，那自称没有成见的史学家，真的没有成见吗？没有的事。他已有很强的成见。他的成见是他自己不承认或不知道的。没有成见，不能拒绝别人的成见。便令没有任何的一件在心里，你去哪儿找哪个材料？” [3]（P29）

在陶希圣看来，方法就好比设计的图案画，材料就好比是成型的房子，其中“做房子必须要图案画，但图案画并不就是房子”。所以陶希圣指出，“方法是史学所必须，方法不就是历史。观念中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现象里再产生出来，才是正确的方法。”“专去搜集史料的工作，容易引人到实证主义那里去，必须严守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3]（P201）对于陶希圣的这种观点，吕振羽特写信表示赞许说，“我认为您把方法论的探讨与史料的搜集作为均等的重要的意见，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 [3]（P329）可以说，陶希圣在《食货》中始终在强调理论方法的重要性。其中在王瑛《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