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史学专门刊物的创办及其所提出的办刊宗旨表明，为满足新的，着重从整个社会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角度阐释历史发展的要求，在《食货》创刊之前，史学界已经在构筑和经营这种学术园地了。而事实《食货》也是因应这种史学要求所创刊的“社会史专攻”刊物。但是从后来史学发展的情况刊，上述这些刊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第一，没有如《食货》那样明确地打出“中国社会史专攻”的大纛；第二，没有如《食货》那样从理论到方法对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译介和讨论；第三，没有如《食货》那样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实践中涉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段和如此广泛的社会范围；第四，没有像《食货》那样发行周期如此密集，聚集了如此众多的研究者。因此这些刊物也理所当然地没有像《食货》那样，在当时的史学界造成深远的学术影响。[18]
为了促进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陶希圣通过《食货》做出了大量的努力。除了亲自主持刊物的日常编辑，在经济上为维持刊物每月将自己的兼课钟点费100元补助办刊之费外，[1]（P130）陶希圣还以《食货》为平台，凝聚、组织起一批热衷开展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希望能够通过集体协作等一些有效的组织方法，来推进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为此，他不仅以《食货》的名义组织了“食货学会”，在每期的《食货》刊出《食货学会会约》，征集那些“志愿或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师友”，定期进行社会史的理论学习和问题讨论，还通过《食货》进行了十分切实的学术组织工作，例如有目的地组织理论及方法论的讨论、有目的地组织力量译介一些国外的研究著作、组织编制有关社会史经济史论文的索引等等，相当有力地促进了相关的学术研究。从几年刊物的内容看，基本是朝着当初创办刊物时所制定的，“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新的、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以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的目标方向努力的。[3]（P29）
由于陶希圣的努力及《食货》的影响，使得“考据派中的许多青年史学人才都被吸引到这条新路上来了”。[15]（P282注1）后来一些卓有成绩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如鞠清远、杨联升、全汉生、何兹全等，大多是在陶希圣的鼓励、推荐，通过《食货》而走向学术道路，并且循着《食货》注重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路数走向成功的。例如全汉升回忆说：“我在1931年进入国立北京大学攻读史学系，在师长的指导和勉励之下，确立了我的治学方向和治学态度。当时，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先生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我对这门课极感兴趣。陶先生不但使我了解经济史对于解释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性，而且使我感到眼前呈现一片新境界，亟待开发，于是决心研究中国经济史。”“1934年我写成《中国行会制度史》，希圣师阅稿后即推荐发表，于时希圣师创办《食货》半月刊，目的是促进国人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也写了几篇论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6]（P13）活跃于斯时的，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著称的所谓“食货派”，正是以陶希圣所主持的《食货》为基本阵地而形成的重要史学流派。
据统计，从1934年12月创刊，到1937年7月停刊的二年半中，《食货》前后共出版了61期，吸引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者，发表了大小论文300余篇。其中内容，除了少数外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的翻译和作为社会史讨论之余绪的中国社会形态讨论外，绝大多数是具体研究社会史及经济史的文章，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社会身份、人口、家族、土地制度和田赋租税等方面的研究，其次是关于农业、货币、市场、都市、贸易、寺院经济等内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于妇女、婚姻等社会史方面的内容。从这些刊载文章的内容看，大致可以说从二个方面具有突破或填补了学术空白：一是在所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不再像社会史论战时那样，主要集中于上古时期，而是涵盖了整个从上古到明清的整个古代。其中秦汉以后至明清，尤其是以往研究中涉及不多的时期。一是在所研究的内容方面，开拓出了许多当时正统史学家所不曾涉及的新领域、新问题，例如有关人的社会身份问题，便发表有吴景超之研究西汉奴隶（2卷6期），陶希圣之研究西汉的客（5卷1期），杨一清之研究部曲（1卷3期）、唐代贱民（1卷4期），鞠清远之研究中古的门生故吏（2卷12期）、元代官匠户（1卷9期），以及何兹全研究的三国国家领民（1卷11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3卷4期），武仙卿的南北朝色役（5卷8、10期）等论文。此外像何兹全对魏晋庄园经济的讨论、全汉升对宋代都市夜生活的论述，陶希圣有关“社会组织如家族婚姻等项研究”等[3]（P557），也是从全新的社会史的视角下提出的新问题。[19]
显然，当时的《食货》，实际已俨然成为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以及联系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力量的重要纽带，学术影响也迅速扩大。据《食货》第3卷1期记载，当初《食货》“顶先每期只印两千份，打算发出一千五，留五百预备作合订本，供给将来的需要。创刊号发出后一星期，发行人被迫再版一千。到了第一卷五六期，发行人便每期印四千，发出三千三，赠阅‘食货’会员两百，留下五百份作合订本”。[18]（P38）一份学术刊物，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就形成这样的发行量，在1930年代不能不说是相当可观的了。大夏大学的梁园东，曾致信陶希圣说：“《食货》在大夏为最风行之读物，大夏出有《历史社会论文索引》，对《食货》论文几无篇不索，可见同学等之爱好。”[18]（P56）晚年的钱穆亦回忆说：“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19]（P170）
关于民国时期对新史学的发展起有关键性作用的学术期刊，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的张春树认为是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7年11月开始刊印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10月刊行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4年3月发行的《禹贡》半月刊和1934年12月创始刊的《食货》半月刊。对于这几个学刊的史学贡献，张春树概括了四个方面：“（1）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2）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3）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4）养成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其成果，便是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