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现代性、现代化这一类的问题，它们本身就包括了时间和空间的意义，现代与传统以及后现代之间，就有了一种特定的连续或非连续、稳定或不稳定、肯定或否定的关系。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未来的开放性和对传统的断裂性，就是说，它的时间之矢是射向未来的。1500年作为时代的分水岭一直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J·哈贝马斯，1998）按照古典社会理论家的界定，现代性与理性的制度化、合理化、价值普遍化是方向完全一致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摒弃。按照当代社会理论家的理解，例如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是一种“风险文化”；在贝克（Ulrich Beck）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 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造成现代性这一特质的原因是它的动力品质所具有的三个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而后两者也依赖于时空分离。所谓时空分离，是说时间和空间不再像在前现代社会那样，总是通过“地点”结合在一起，而是可以单独“存在”（脱离开具体行动、事件等等而“虚空”化）、单独测度，不再需要借助于对方来表现自己（不再需要用“太阳当头照”这一空间特点来表示“中午”这一时间性质；不再需要用“大半天的路程”来表示空间距离等等）。由于时空分离，就为时空重组提供了可能，而时空重组，就使得具有现代特质的社会组织能够跨越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生活能够脱离开传统的束缚。例如，在现代社会组织中，信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或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akuyama）所言，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组织的规模，并影响到企业的稳定。有趣的是，吉登斯从时空角度解释信任概念，认为信任与“时空缺场”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对于一个“高信任度”的工作岗位，管理人员是没有必要到现场实施监督的。（吉登斯，1998［1991］，17—21）
“后现代”到底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理论，还是一种认识角度或文化现象？至今争论不休，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也好，反正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倾向是解构，是批判，是否定，他们也不寻求至少是不急于对“后现代”这个提法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像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就反对在历史分期意义上使用“后现代”这个提法，吉登斯宁肯称之为“晚期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既然如此，我们这里也就不专门讨论后现代这个概念了。
后现代思想力图形成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新观念，亦即形成对过去和未来的新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后现代思想仍然是一个混杂的充满矛盾的“话语交响曲”（贝斯特、凯尔纳，1997），远没有形成关于后现代的时空特性的一致看法。大体说来，如果只看到后现代社会将充满着比现代社会更为严重的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风险性，那就除了批判和破坏以外，几乎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在存在诸种问题的同时，还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正所谓困难和机遇并存，危机与出路同在，那实际上就是超越性。超越性可能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它又是向确定性的寻求；它可能是更大的非连续性，但又是向连续性的回复。它要求建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和谐关系，反对现代性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割裂和对立起来的思想。这种对现代性的超越性，也就是对断裂性、非连续性的超越。（注：当然，后现代是一个观点很不一致的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家甚至把现代性的断裂性、非连续性强调到极致，认为这是后现代的特征。本文采取了后现代思想家中那些不是一味否定，而是偏于肯定的理解。当然这只是本文选择的一种“理解”，无意“代表”和“概括”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因为这样的统一理解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总之，从时空角度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其基本含义是：
┌────────────────┐
↓ ↓
连续性────→非连续性────→超越性
其引申的含义有很多，例如稳定性（安全性）、风险性，及在克服风险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协调性问题。
传统社会变化速度相对较慢，而且比较强调连续性，一般不主张变更“祖宗成法”、世代“家训”，强调人伦纲常，代际之间的经济和伦理联系比较稳定。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表现出一种稳定性较强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变化快，求新求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例如在市场上，新花样、新品种、新创意，处于优越的地位，而陈旧往往与“劣”联系在一起，处于被淘汰的地位。但是求新求变，速度越快，往往风险就越大。例如，旧社会的土财主把钱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就比把钱存在钱庄要保险一些。而相反地，现代人拿钱去投资、炒股票就比存放在银行要多冒一点风险。后现代社会应该导向对现代性所具有的破坏性的克服。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探讨一种可持续的、与环境相协调的“生态经济”、“稳态经济”、“循环经济”，实行“适度消费”的经济，就是这种趋向的一种反映。
我们从时空角度还可以看到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另外一些引申含义，像地域性与全球性、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一元化和多元化等等问题，在时空框架内，都可以得到别有兴味的讨论。
传统社会一般是地域性的、内向的，倾向于强调和固守自己的特殊性。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向外扩张，努力扩展生存和交往空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性就是无休止地向一切领域、一切地域扩张，把它自己的规则、秩序、信条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到处扩散；而在当今时代，发展就必须开放，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只有开放，吸收一切有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才有可能逐渐发达起来。后现代性就其取向来说，是力图走出要么封闭要么开放的怪圈，力图摆脱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无论在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历史性的联系日益增强，从根本上说就是时空特性不同了，前现代和现代情景下形成的各种既定结构均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发生重组，形成新的对话环境和问题形式，新的问题要求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性可以视为对于要么特殊性要么普遍性这种二元对立困境的超越。
基本含义也好，引申含义也好，总之是可以说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是可以纳入时间和空间这个对话框内加以研究的，或许，从时空角度，我们可以对社会发展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理论中获得启发，也可以从法国新史学（年鉴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见到成功的范例。大家知道，他的名著《法兰西的特性》的第1册，就是“空间与历史”，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时空特性。不过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空间与历史”讲的是地理学，是对法国地理的历史考察，他认为法兰西的特性是以法国的统一过程为条件的，而时空特性正是法兰西特性的“反映、位移和前提”（布罗代尔，1994［1990］）。
三、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话结构
中国发展社会学所面对的也就是中国的特性问题。中国的特性从不同角度看当然有很多。现在讲“中国特色”，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当然也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较。从时空特性的角度看，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话结构的不同。
在西欧，传统社会转变为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对未来的开放性和对传统的断裂性，就是说，它的时间之矢是射向未来的。1500年作为时代的分水岭一直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J·哈贝马斯，1998）按照古典社会理论家的界定，现代性与理性的制度化、合理化、价值普遍化是方向完全一致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对传统的反思、批判和摒弃。按照当代社会理论家的理解，例如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后传统秩序，是一种“风险文化”；在贝克（Ulrich Beck）那里，现代性的特征被称为“风险社会”。 吉登斯在对现代性的分析中，引入了时空特性，他认为，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区别开来的明显特质，就是现代性意味着社会变迁步伐的加快、范围的扩大和空前的深刻性。造成现代性这一特质的原因是它的动力品质所具有的三个因素：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而后两者也依赖于时空分离。所谓时空分离，是说时间和空间不再像在前现代社会那样，总是通过“地点”结合在一起，而是可以单独“存在”（脱离开具体行动、事件等等而“虚空”化）、单独测度，不再需要借助于对方来表现自己（不再需要用“太阳当头照”这一空间特点来表示“中午”这一时间性质；不再需要用“大半天的路程”来表示空间距离等等）。由于时空分离，就为时空重组提供了可能，而时空重组，就使得具有现代特质的社会组织能够跨越时空距离而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从而使得现代社会生活能够脱离开传统的束缚。例如，在现代社会组织中，信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或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akuyama）所言，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到企业组织的规模，并影响到企业的稳定。有趣的是，吉登斯从时空角度解释信任概念，认为信任与“时空缺场”有着特殊的关联。例如对于一个“高信任度”的工作岗位，管理人员是没有必要到现场实施监督的。（吉登斯，1998［1991］，17—21）
“后现代”到底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还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如果是后者，那么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理论，还是一种认识角度或文化现象？至今争论不休，没有结论。没有结论也好，反正后现代思想家的主要倾向是解构，是批判，是否定，他们也不寻求至少是不急于对“后现代”这个提法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像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就反对在历史分期意义上使用“后现代”这个提法，吉登斯宁肯称之为“晚期现代性”或“高度现代性”。既然如此，我们这里也就不专门讨论后现代这个概念了。
后现代思想力图形成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新观念，亦即形成对过去和未来的新关系。然而，迄今为止，后现代思想仍然是一个混杂的充满矛盾的“话语交响曲”（贝斯特、凯尔纳，1997），远没有形成关于后现代的时空特性的一致看法。大体说来，如果只看到后现代社会将充满着比现代社会更为严重的非连续性、不确定性的风险性，那就除了批判和破坏以外，几乎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在存在诸种问题的同时，还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正所谓困难和机遇并存，危机与出路同在，那实际上就是超越性。超越性可能充满着不确定性，但它又是向确定性的寻求；它可能是更大的非连续性，但又是向连续性的回复。它要求建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和谐关系，反对现代性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割裂和对立起来的思想。这种对现代性的超越性，也就是对断裂性、非连续性的超越。（注：当然，后现代是一个观点很不一致的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家甚至把现代性的断裂性、非连续性强调到极致，认为这是后现代的特征。本文采取了后现代思想家中那些不是一味否定，而是偏于肯定的理解。当然这只是本文选择的一种“理解”，无意“代表”和“概括”所有的后现代思想家。因为这样的统一理解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总之，从时空角度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关系，其基本含义是：
┌────────────────┐
↓ ↓
连续性────→非连续性────→超越性
其引申的含义有很多，例如稳定性（安全性）、风险性，及在克服风险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协调性问题。
传统社会变化速度相对较慢，而且比较强调连续性，一般不主张变更“祖宗成法”、世代“家训”，强调人伦纲常，代际之间的经济和伦理联系比较稳定。这就使得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相比，表现出一种稳定性较强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变化快，求新求变，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例如在市场上，新花样、新品种、新创意，处于优越的地位，而陈旧往往与“劣”联系在一起，处于被淘汰的地位。但是求新求变，速度越快，往往风险就越大。例如，旧社会的土财主把钱藏在罐子里埋在地下，就比把钱存在钱庄要保险一些。而相反地，现代人拿钱去投资、炒股票就比存放在银行要多冒一点风险。后现代社会应该导向对现代性所具有的破坏性的克服。近年来人们热衷于探讨一种可持续的、与环境相协调的“生态经济”、“稳态经济”、“循环经济”，实行“适度消费”的经济，就是这种趋向的一种反映。
我们从时空角度还可以看到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另外一些引申含义，像地域性与全球性、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一元化和多元化等等问题，在时空框架内，都可以得到别有兴味的讨论。
传统社会一般是地域性的、内向的，倾向于强调和固守自己的特殊性。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向外扩张，努力扩展生存和交往空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性就是无休止地向一切领域、一切地域扩张，把它自己的规则、秩序、信条作为普遍性的东西到处扩散；而在当今时代，发展就必须开放，尤其是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只有开放，吸收一切有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才有可能逐渐发达起来。后现代性就其取向来说，是力图走出要么封闭要么开放的怪圈，力图摆脱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无论在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层面，还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历史性的联系日益增强，从根本上说就是时空特性不同了，前现代和现代情景下形成的各种既定结构均在一种新的时空条件下发生重组，形成新的对话环境和问题形式，新的问题要求以新的方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多元性可以视为对于要么特殊性要么普遍性这种二元对立困境的超越。
基本含义也好，引申含义也好，总之是可以说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是可以纳入时间和空间这个对话框内加以研究的，或许，从时空角度，我们可以对社会发展问题作出比较深入的分析。对此，我们不仅可以从吉登斯的社会构成理论中获得启发，也可以从法国新史学（年鉴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见到成功的范例。大家知道，他的名著《法兰西的特性》的第1册，就是“空间与历史”，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时空特性。不过他是一位历史学家，“空间与历史”讲的是地理学，是对法国地理的历史考察，他认为法兰西的特性是以法国的统一过程为条件的，而时空特性正是法兰西特性的“反映、位移和前提”（布罗代尔，1994［1990］）。
三、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对话结构
中国发展社会学所面对的也就是中国的特性问题。中国的特性从不同角度看当然有很多。现在讲“中国特色”，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当然也与其他一些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相比较。从时空特性的角度看，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对话结构的不同。
在西欧，传统社会转变为
上一篇：债信文化的形成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下一篇：不要神化顾准——兼论社会主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