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取代。吉登斯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时空延伸的结构中，进化论是可以展开的，进化论的假设与时空延伸的假设是不矛盾的，是相一致的。到底吉登斯在时空概念上的局限性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他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还需仔细研究，但这种关联性（如果不说因果性的话）恐怕是存在的。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有大量的实例证明，在时空压缩的结构中，发展是采取了超越进化的方式。当然这不是说社会进化就不存在，例如，不是说发展就没有“阶段性”，更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超越阶段”。为了避免误解，先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阶段性”是进化论意义上的“阶段性”，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一件工作有开始阶段、中间阶段、结束阶段这样的阶段性，更不是指的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阶段性”，这样的“阶段”是有特定含义的，是与大的理论、与历史观相联系的，是一个专门问题。社会进化论所说的“阶段性”其实是指自生自发的秩序性。它与大家所熟知的“客观规律性”之类的提法很不同。
    只要我们想一想，像海尔集团、联想集团这样的企业，像深圳市、珠海市这样的城市，像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这样的开发区，像信息产业、航天产业这样的产业，像千千万万乡镇企业，它们的发展过程其实都是超越进化的。超越进化好像是个抽象概念，但我们只要联想到上述那些实例，联想到自己身边发生的变迁过程，就可以概括出超越进化概念的一些基本含义：
    （1）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统一。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环境的脆弱性和对于发展的强烈制约，因此在发展的同时，尤其在工业化的同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就变成了共识。我们已经认识到了现有资源对于12亿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是多么的珍贵，因此，节约资源，合理利用资源，尽量利用可再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也逐渐成为了共识。按照这样的共识，我们必须相应地调整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和价值追求。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把未来的富裕生活建立在美国式的高资源、高能源消耗之上，也不可能或者不允许以刺激无限制的消费需求来作为发展的动力。在我们还不富裕的时候就必须大力提倡适度消费、健康消费，建立起正常的消费结构，确立中华文化传统的那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改变人对自然的无休止、无节制的占有关系，建立中国式的新型的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关系。
    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传统不是以个人为本位，而是强调集体，重视人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自主性必然逐渐增强，但与此同时，能不能防止个人至上、私欲膨胀，避免出现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甚至互相视为豺狼那样的状态？中国人传统的信任结构是按人伦亲疏关系建立起来的，而市场社会本质上是契约社会，是陌生人社会，熟人关系也是按陌生人关系来处理的。能不能把亲情和理性恰当地统一起来？家庭在传统上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抚幼和养老、生产和消费、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都离不开家庭。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人在家庭观念、家庭结构势必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能不能确立个人—家庭—社会的新型关系？家族主义历来被认为是与现代主义格格不入的，但在东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小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家族关系被认为具有易于沟通、交易成本较低的优点，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能否恰当地吸收这份历史资源，使之与未来相统一？
    如此等等，都表明在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上，超越原有的二元对立，超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固定模式，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关系是可能的。

 （2）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可以通过渐进方式实现的。或者说，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而在中国的实践中，强调这种统一尤为必要。例如，在产业的发展中，既要集中优势资源，突出发展高科技产业，争取在世界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又要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地区差距较大，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度，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形成从传统、现代到后现代的连续性的产业链，以充分调动现有资源，实现稳步而代价较小的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实质，是经济上的赶超，政治上的改革，文化上的更新。总而言之，发展常常表现为非连续性的社会变革。如果在经济上、技术上不能逐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谓“发展”就不过是继续保持着自己相对落后的地位。谈论这样的“发展”（自己与自己纵向比较的“状态改善”）意思不是很大。所以，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中，突出非连续性的特征，是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发展”的应有含义。
    （3）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来源于此。或则普遍主义，或则特殊主义，构成了一个很难摆脱的怪圈。开放，走向世界，就意味着接受普遍性的东西，但如果放弃了特殊性，导致民族利益受损，那么普遍化的过程也就可能走向反面。无可否认，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思维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利益问题，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哪一些东西能够成为普遍性的呢？显然是发达国家已经有的或希望有的东西，是它们的规则和意向的扩散和推广。而落后国家，即使你的规则、你的见解、你的要求再合理、再恰当，只要是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口味，你那也是特殊性的东西，没有普遍的价值。可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与世界的权力格局密切相关。
    但是，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总是发展的必然逻辑。
    （4）时空压缩与延伸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讲，要抓住发展机遇。机遇是什么？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不掌握时空特性，就不可能抓住机遇，想抓也抓不住。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网络社会”，这显然是巨大的发展机会，但谁能抓住这个机会？就连一向对自己的发展能力抱有强烈自信心的德国人都惊呼，只有美国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美国人冲进了信息时代。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者在上周取得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在因特网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的营业额从1995年的5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3000亿美元。美国人每年都把国民经济产值中的大约4％用于信息技术的投资，几乎是欧洲人的两倍。 ”（格尔森曼·奥拉夫、彼得·珀佩，1999）其结果美国经济连续增长已经超过8 年，失业率降为4.2％，达到29年来的最低点。 经济增长造成了股票市场的不断上涨，将道·琼斯指数从1982年的800点提高到今天的11000多点，巨额财富从全世界汇流到美国。可见，“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怎么办？据悉，在非洲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因特网，但是上网价格却阻碍了因特网的大量使用。我国的网上业务发展很快，与因特网相关的商务活动迅速增多，截止今年6月底，因特网用户突破400万，在半年间增加了一倍。政府部门也开始积极支持网络业务的发展，把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正如那句口头禅：是机遇，也是挑战。搞好了，就是机遇；搞不好，就是陷阱。“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即使作为客观趋势，也是在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财富在世界范围内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流动和分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认清自己所处的时空结构，时空特性。否则，富国搞的是“知识经济”，穷国只能搞“无知识经济”，成为“国际打工仔”；富国搞的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