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概念。）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经济发展确实比较快，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好不容易从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中走出来，一翻身就真的掉到了过剩经济的困境中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消费水平不高，还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全国大多数人刚刚过上温饱生活，怎么突然间就“过剩”了呢？毫无疑问，这种低收入水平上的相对过剩与发达国家高收入基础上的“过剩经济”不可混同。不论是否可以称为“过剩经济”，但“过剩现象”的出现确是事实：市场上主要商品供过于求的比重，1999年初已近四分之三；企业投资无门，找不到合适的投资项目；许多经营者被迫在成本线以下抛售商品，竞相压价，导致行业内恶性竞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数量大幅增加；自1996年到1999年，3年间银行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从10.98 ％降到 2.25％。凡此种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都是从未见过的现象。 如何解释？
    时空压缩概念可以提供一种解释，毋宁说，这些现象也就可以看作是时空压缩的经验现实。当中国经济基本上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并且实行计划体制时，本质上不可能摆脱短缺经济，因为内部需求增长趋于无限，而供给能力必定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激励不足，经营者没有自主性，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在一大二公的制度环境中刺激出“不要白不要，不占白不占”的日渐膨胀的消费需求，相形之下，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但当对内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就势必发生逆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博士在谈到“过剩经济”现象的特征时，列举的一条就是：“经济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时，在系统外部普遍存在着技术及资本力量更为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陈淮，1998）这既是一个特征，也是造成“过剩现象”的一个原因。首先，在中国经济系统外部存在着强大得多的过剩生产能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剩危机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危机，主要工业品如钢材、石油，主要农产品如小麦、玉米，价格一路下滑，有的跌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如果是在过去那种封闭的大伞下，我国企业也许可以不与国外企业直接较量，因此，那时虽然中国的整体环境已经以时空压缩为特征，但那主要通过政治、军事上的冷战和对抗表现出来，是一种外部空间的打压。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加大，国外大企业直接到大门口来叫阵了，外部过剩生产能力不遗余力地挤占中国大市场，外部打压变成了内部的直接的挤压：这对中国企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压力也是动力。你要发展首先要能够生存。这就促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发展所遇到的特殊困难，理解开放和发展的多层含义和多种效应，防止认识上的简单化、表面化。另一方面，由于从90年代中期起，我国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已达40％以上。国外需求不旺、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也会给中国经济造成直接的影响。换言之，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会感受到时空压缩，在国外更会感受到时空压缩。中国有许多产品连低价进入国外市场都很困难，许多商品连个像样的摊位都得不到。外贸受挫，就使得中国经济中原来发展较快的这一部分转而挤占国内市场，这就加剧了国内的供求矛盾。
    国内需求紧缩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原因，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消费的旺点，住（房）行（汽车）问题突出出来了，而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处于中低等，无力购买住房和汽车，只好转而储蓄，形成“有钱无处花”的局面；而医疗保险制度、养老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力度加大，下岗、失业人口增多，居民不得不考虑应付未来的集中性消费，因而进行强制性储蓄，这就形成了“有钱不敢花”的局面。一个“无处花”，一个“不敢花”，就使得虽然居民近几年实际收入增长趋缓，但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却异常迅速，1998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3407.5亿元，比上年新增7127亿元，增长17.1％。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9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2.9％）（郑新立，1999）。面对目前已达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虽连续降息，仍难以激起老百姓的消费要求，说明了时空压缩对于中国经济的强烈制约性。
    陈淮博士提出，市场与需求是远比技术、资本以及自然要素更为稀缺的资源，而且这种资源也是有限的（陈淮，1999）。这个论断在经济学上如何评估，不敢妄言。在社会学上，这个论断为我们批判性地思考吉登斯的时空延伸概念提供了支持。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如前所述资源和环境承受力是有限的，市场和需求也是有限的，并不是因为我们有12亿人口，就可以盲目地假设我们的市场和需求近乎具有无限的潜力。以这样的假设为支持的经济学会受到时空压缩概念的挑战，以这样的假设为支持的社会学，例如吉登斯建立在时空延伸概念前提下的社会构成理论，也自然会遇到挑战。
    对“过剩经济现象”的讨论，不仅为理解时空压缩概念提供了经验根据，而且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处于像今天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时，大体上是可以假设资源与环境承受能力无限性的，即假设时空延伸的无限可能性。即使在发达起来以后，遇到了时空方面的局限和约束，仍可以借助全球化的趋势和已经具备的资本、技术、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而扩展时空，也就不感到有改变时空延伸无限可能性假设的必要。而在这一假设下建立起来的西方社会变迁理论，其基础理论是社会进化论。从自然进化论到社会进化论，是进化观念的一种扩展。本来，自然进化论在自然界尤其在生物发展史中是可以得到大量经验支持的，但把它扩张到社会领域，已经是带有比附性的推广，相当粗糙了。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讨论关于进化的概念史和进化理论的演变史，就是在社会理论中也至少不能绕开像帕森斯、哈贝马斯这样的大家。但在这里，就暂不作这样的专门讨论了。
    发展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建基于社会进化论。对此，胡格韦尔特在《发展中社会的社会学》（中译本名为《发展社会学》）一书中做过扼要的叙述，许多此类著作也持此一观点。以致于他们往往把“发展”等同于“进化”，认为进化假设是发展社会学的基础性假设。按照进化假设，社会发展是具有单一方向性的，是连续性的，是自发自生的，是有阶段性的。据此认为，西方国家处于进化的最高阶段，世界上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进化的低级阶段。由此也就可以为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优越论张目。再按照普遍主义的假设，发展中国家只有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重复发达国家的进化阶段，接受西方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接受西方文化的传播和辐射，才是现代化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推论逻辑中，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时空特性。而在时空延伸的结构中，如果说可以假设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的无限性、市场和需求的无限性的话，在时空压缩的结构中，这种无限性变成了有限性和硬约束。因而，进化假设所实际依据的前提条件不存在了。尚且不论社会进化论本身在理论上是否经得起推敲，就算它可以用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西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可以解释西方现代化的过程，那么一旦考虑到时空特性，它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时，它的合理性前提也就发生了问题。
    时空特性问题在这里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从非常强调时空特性的吉登斯本人那里得到验证。吉登斯在理论上曾对社会进化论进行过批判，但他的批判非但不够彻底，反而自己最后也退回到了社会进化论。他想用他的“不连贯性”理论取代进化论的阶段性理论，其实阶段性只能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