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用了几百年时间，实现现代化以后，经过很长时间才出现“后现代”的特征。换言之，先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然后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话，对话结构总是二元的。
    在中国就不同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既有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又有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而世界已经出现了“后现代”的征象。这样，改革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
    第一，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不同时代的东西集中压缩到了一个时空之中，对话结构由二元变成了三元；第二，在欧美，这三者是一个取代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排斥另一个。在当代中国，却必须把这三个本来相互冲突的东西形成相互协调、相互包含、择优综合的关系，使之在发展中取长补短，克服弊端，优势互补；第三，这个过程是学习过程，但又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既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又适合国情的属于自己的道路；第四，这个过程不容许是一个慢慢进化的过程，它必须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解决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具备上述规定的时空特征，我们称为时空压缩（注：时空压缩概念原本是在全球化问题研究中被提出来的。戴维·哈维（David Harvey）于1989年在《后现代条件》一书中从人类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变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使用了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这里，我们从社会发展角度使用并另外定义了时空压缩概念，两者含义很不相同。）。这个概念在这里被用来刻画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结构。时空压缩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它也是我们每个人亲身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
    例如，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环境的承受能力是无限的。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源并不丰富，怎么办？靠掠夺和不等价交换。在它们实现工业化的前期也曾发生了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它们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嫁祸于人，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去污染和破坏别国的环境。中国在历史上曾一再地失去了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良机，到现在，当国人急切地希望尽快实现现代化的时候，却不能不意识到已经处于资源和环境的强约束之中。我们所处的时空条件非但是有限的，而且难以延伸，反倒是相对紧缩的、被挤压的。
    所谓紧缩和挤压，一是来自内部，一是来自外部。就内部而言，如所周知，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是相当低的，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资源消耗量急剧增加的过程，不要说是搞工业化、城市化，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解决温饱问题，为了实现脱贫这样的初级目标，就会遇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极大约束和强烈反弹。眼前的一个例子就是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灾。所谓“特大”，只是说洪水水位超过历史记录，但洪水流量却并不是最大的。据国家环保局的资料，宜昌市当时通过的最大洪峰流量为56400立方米／秒，而历史上有记载的水文记录中最大洪峰流量超过6万立方米／秒的至少有23年。 并非最大流量的洪水之所以创下了最高水位记录，主要原因是植被破坏导致大量水土流失，与湖争地造成湖泊蓄水面积严重减少。近几十年，四川省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金沙江、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60年代的40％锐减到90年代的不足20％。一遇大雨，泥沙俱下，仅四川一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超过了50年代整个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总和。湖南、安徽和江苏的森林覆盖率也都减少了一半，而长江上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一倍。长期以来盲目地围湖造田、建屋，导致湖泊面积减少，洞庭湖由4200平方公里减至不到3000平方公里，鄱阳湖由5000平方公里减少为不到4000平方公里，这就助长了洪灾的形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当然有生态观念问题，有环境意识问题，有违反自然规律的问题，这类问题虽然很复杂，不容易解决，但总可以期望通过人为的努力得到解决。而资源和环境问题，它们与人的紧张关系，尽管也是可以解决的，但那是与自然条件打交道，可“商量”的余地很小。12亿人口，哪怕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已经难免引起与自然环境的紧张关系，毁林开荒，围湖造地，本来是迫不得已的事，人均耕地过少，又要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这种紧张关系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在解决温饱的同时还想富裕一些，那就更不免引起自然界的报复，淮河流域乡镇企业稍有发展，淮河污染就达到了危害沿岸人民生命健康的程度。就连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江浙地区，也为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小桥流水”变成了又赃又臭的排污沟，原本秀美的太湖也到了不得不花费巨资加以整治的地步。
    所谓来自外部的压缩和挤压，主要是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和中国的后发展劣势造成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它的扩张性，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它的扩张史，不论是采取殖民的手段，或者政治颠覆、文化渗透的手段，总之它无孔不入，无时无刻不把它的触角伸到它有可能控制的领域。这种扩张的结构，在发展社会学上简洁地概括为中心—边缘，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沃勒斯坦所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体系中心地位的国家或集团利用它们的优势地位极力干涉和支配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优势，把边缘固定化，强化它对中心的依附性；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或地区或则只能求得依附性的发展，或则要为争取自主发展付出昂贵的代价。特别是近年来，所谓全球化虽然是一种客观趋势，但它也是一种思潮，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把全球化当作它们无限扩张的合理依据。当落后国家试图加入这个世界棋局的时候，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这个棋局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甚至话语系统，都是高度“中心化”的，都是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住的，是它们设好的一个“局”。落后国家要么被拉进来受挤压，要么被排斥在外受打压。总而言之，落后国家所处的时空是已经被建构了的，是紧缩和挤压的结构。

   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和讨论在当前的发展研究和现代化问题研究中的几个相当流行的概念和观念：
    一是所谓“后发优势”。
    后发现代化国家与原发现代化国家相比，在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上有什么优势和劣势，M·列维早在60年代就作过分析（列维，1966）。一般地说，不论是“原发”还是“后发”，均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这是一种全面而平和的分析。作为西方学者，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也无可厚非。但脱离开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时空特性而对优势和劣势作抽象的推论，就难免有想当然之嫌。也许，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寻找出自己的优势，可以起到增强信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但忽视了自己的劣势地位，建立在盲目乐观基础上的信心也是难以持久的。关键问题还是要理性地认识自己国家社会发展的时空特性。比如，支持所谓“后发优势”的理由之一，是后发国家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这种学习和借鉴无可否认，但你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这是否就是“后发优势”却很难说。且不说学习和借鉴是要付出高昂学费的，如果后学者有便宜可占，那么发达国家也可以不去花费巨资搞先进技术，等待别人搞出来了再去照抄岂不省事？事实上技术优势不仅可以形成技术垄断，获得垄断利润，而且可以巩固对“后发”国家的支配关系，强化它们的依附地位。并且技术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政治优势甚至意识形态优势，优势也可以进一步转变为霸权。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是落后本身能成为优势，也不是学习和借鉴本身能成为优势，而是只有付出巨大的努力，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可能把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为此，你必须高价引进技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