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或主要社会力量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农民——最少接触西方文化的人；和他们相比，近现代中国的双重文化人似乎无足轻重。
　　在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世界里，中国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受制于这样的立场：拒绝两种文化共存和互动的现实，而主张一种文化必然战胜另一种文化。反帝国主义的冲动引导人们将目光集中在帝国主义扩张的罪恶上，呼唤对近现代西方的拒斥，从而最终将文化问题置于民族国家性问题之下。近现代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立场激起了对方抗拒的冲动，同时又被后者所反激。一方面认为中国应该向西方看齐，另一方面则强调中国必须摆脱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枷锁。一方面西方的理论家们认为真正的现代化最终必须遵循西方模式，从而将近现代中国的反西方冲动斥为偏激，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长达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地发动了对西方文化影响的攻击。
　　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使人们很难冷静地讨论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在近现代中国的所起的作用。双重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总体上被视为“半殖民地”——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与此同时，双重文化人也被贴上“买办”（其含义离卖国者不远）或者（西式的）“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的标签而受到打击和排斥。6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双重文化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那些明显的事实无庸赘述：1949年以前近现代中国理工科领域的带头人大多数都来自于从西方归国的留学生这一双重文化人群体，而到了八、九十年代，这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西方到底在技术上比较先进。但是实际上其它一些重要领域也是如此，虽然不那么显著。
　　孙中山可能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双重文化人。他少年时代去了夏威夷（十三岁至十六岁），进入当地的一所教会学校念书，随后就读于香港的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此后又在香港爱丽丝（Alice）医院附属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运用英语和汉语同样自如，差不多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双语者（Boorman，1967-1979：3/170-71）。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以孙中山以及后来的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高层领导小集团中，双重文化人占相当比例。众所周知，孙中山本人娶了宋庆龄为妻，后者毕业于卫斯理安（Wesleyan）女子学院，辛亥革命之后曾经担任过孙的英文秘书。宋庆龄的大姐宋霭龄嫁给了在奥伯林（Oberlin）学院和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孔祥熙，孔祥熙后来出任蒋介石的财政部长。毕业于韦尔兹利（Wellesley）学院的妹妹宋美龄则嫁给了蒋介石。她们的兄弟宋子文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因英语比汉语更加流利而著称，据说他即使在中国也不改日常用英语交谈的习惯，阅读中国书籍也大多通过英译本（Boorman，1967-1979：3/142-44；《アジア历史事典》,1959-1962:5/350a）。
　　中华民国的高层领导中还有许多其他双重文化人。不难想到，他们在外交机构中表现杰出：陈友仁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出生于特立尼达，在英国获得律师资格，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外交官，并在收复权利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アジア历史事典》,1959-1962： 6/375a）。另一个杰出人物是陈友仁的继任者、活跃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顾维钧，他先后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学院和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受教育（同上,1959-1962： 3/184b）。
　　尽管不像外交界那么引人注目，法律界名人中同样也多见双重文化人。西方法律在民国时期成为中国法的范本，因此该领域也需要谙熟英语和其它欧洲语言的人才。譬如伍廷芳，他出生于新加坡，在香港（圣保罗学院 St. Paul’s）受教育，在伦敦林肯律师公会（Lincoln’s Inn）接受法律训练（Cheng，1976：81-85），晚清时期作为清政府的钦差大臣和沈家本一起改革法律。另一个例子是王宠惠，二十年代公认的“中国首席法学家”，及国民党民法典（1929-1930）的主要起草人，他出生于香港并在当地接受双语教育，后来入读耶鲁法学院。7国民党民法典的另一个主要起草人、三四十年代的杰出法学家傅秉常也是在香港长大，先后入读圣史蒂文斯学校 (St. Stevens) 和香港大学（工程学专业）（《民国人物大词典》，1991：1158）。
　　在近现代经济领域的名人当中也不乏双重文化人。例如，曾经在圣约翰教会大学就读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出身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纺织业“巨龙”唐星海；还有同样也是毕业于圣约翰的荣毅仁，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继承了“面粉大王”荣德生的产业，九十年代再度崛起（《アジア历史事典》，1959-1962： 9/267b；海啸，1994；《中国人名大辞典》，1994：519-20）。这一批人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起了先锋作用。
　　最后，双重文化人也多见于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智识活动领域。蔡元培两度留学德国（此前他已在旧科举制度下获得进士功名，时年23岁），1916年至1922年间担任教育部长兼北京大学校长（《アジス历史事典》，1959-1962： 4/6b-7a）。在他的努力下，众多留学生荟集北大：留学过日本的陈独秀担任教务长；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任哲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人物大词典》，1991：253-54）。当然还有鲁迅，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当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双重性不仅体现在一些杰出的个人身上，而且体现在一个长期的根本的变化过程之中。在思想领域，“五四”运动力倡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的整整一代人及其后继者们。在法律领域，支配着法庭诉讼的现代法典起初完全翻版于德国（经由日本），在逐步适应中国现实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十足的双重文化版本。8在教育领域，制度设计的蓝图几乎完全是西方式的（其中有很多也是经由日本介绍到中国），当它融入中国的社会背景之后，所形成的学校和大学体制说到底也是双重文化式的。
　　经过1949年革命，一度处于中国历史中心舞台的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自然被排挤于历史主流之外，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国外受过大学教育和在受西方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诸如英语、英语文学和法学等学科）工作的人，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打击。但是，对学校和司法机关（以及医疗卫生、艺术和其它领域）中的“资产阶级的流毒”的猛烈抨击却恰恰证明了西方文化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事实上，尽管“文化大革命”包含着强烈的文化本土主义，它最终诉诸的意识形态权威却并非根植于本土，而是西方的卡尔•马克思。
　　随着改革开放，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又迅速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许多受过西式教育、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重新获得了权力和地位。
　　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双重文化人的作用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首先是海外的华人企业家，他们大都完全或者部分地从香港介入中国大陆的经济，有一些人的先辈是居留在海外的双重文化背景的资本家。这些富有的双重文化人被一些学者称为“流亡资本家”（diasporic capitalists，这个称呼容易造成误解，并不恰当），但他们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福布斯》（Forbes）杂志（《财富》）1994年评出的35位海外华人十亿万富翁（全球共350位十亿万富翁）中的大多数近些年都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9一方面他们的家族企业带来了技术和市场秘诀，另一方面中国为他们提供了廉价且易于管理的劳动力，以及原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