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最终把我们置于一个现代/本土、（文化）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相对峙的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之中。对现代西方文明及其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反帝国主义者别无选择地必须抗拒。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之中，只可能存在一方的支配与另一方的从属；不可能有文化双重性或文化二元性所体现的平等共存。
 

　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启发
 
　　在过去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学术理论和意识形态中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的影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连那些自觉地反对东方主义建构的学者都经常不经意地采用了它。因此，美国一代学者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现代化（也就是未能更像西方一些）的研究导致了另一代学者反过来强调中国其实很像西方：中国的城市不仅是行政中心，并且像西方的城市那样从事商品化生产；中国也有“近现代萌芽”时期；中西的差异不在于性质而在于时间——中国充其量只是滞后了一个世纪。13
　　与此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激进批判也强化了这种二元话语结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历史学家领导了当时对西方帝国主义和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运动。14他们的智识源泉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人在评价前现代时期农民社会时也吸收了“实体主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激进的文化史学家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从物资领域转向了文化领域。他们的智识源泉是Said的“东方主义”、Geertz的“地方性知识”，对某些人来说，还包括“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 subalternism)作品。15自始至终，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对立依然鲜明。
　　中国学者受这种二元话语结构的影响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为了反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毛泽东提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中国的发展本来并不迟滞，而是像西方那样朝着资本主义迈进，是西方帝国主义改变了中国固有的历史进程。中国学者从此投入大量的精力来论证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尤其是商品化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16
　　关于中国的近现代时期，这些学者强调帝国主义和“半殖民主义”下的现代西方对中国的压迫。因此，中国的革命不仅要摆脱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且要摆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形成的半殖民主义的枷锁。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回到应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也才能维护自身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
　　这些建构都不允许把双重文化影响视作互动性的、结局未定的、还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的过程。文化双重性更加没有容身之地：在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它只能意味着压迫，不可能平等共存；近现代中国要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要么是西方奴役下的中国，不可能存在同时容纳中西文化的第三种选择；回归之后的香港依然像一个私生子那样背负着巨大的耻辱——它是可恨的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不十分融入中国和中国社会的主流，它更缺乏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
　　Said和Geertz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在拒斥现代主义的西方及其“文化帝国主义”的同时，不经意地强化了过去的研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诚然，这种拒斥源自一种值得赞赏的对帝国主义及其西方中心论以及自以为是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态度，但是，它仍然是基于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立场。它既然完全拒斥了现代主义的西方，也就将非西方世界置于除了前现代时期本土文化之外没有其它选择的境地。
　　结果是这些研究与现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疏离。后者大都急迫地要求自己的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能够得到在他们看来是属于现代文明普遍馈赠的东西，比如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生存压力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更好的医疗服务、更高的婴儿存活率、更长的人均寿命，或者只是为了不再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而要求的强大的军备。在他们看来，拒斥现代主义而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现代文明的馈赠的Geertz其实只不过是沉迷在对土著传统中离奇古怪事物的细枝末节式的津津乐道之中。17
　　双重文化人和文化双重性的历史例证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可以用来理解现代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接。在个体生活经验的层面上，而不是在国家和理论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层面上，双重文化的影响通常能够非常容易地像两种语言那样共存。不存在必然的支配-从属的关系。各种意识形态可能会要求在传统与现代性、中国的与西方的、自治与支配或者本土化与西化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是在生活经验中人们对此并不一定理会。
　　和背负着各种意识形态建构的国家不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对自己的“中国性”相当自信：中国人认为适合融入他们生活的东西就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和中国的语言一样，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抽象事物，而是中国人在一定时期享有和使用的东西。18在这一层面上，“西方”和中国并不存在必然的冲突。一个人可以既是现代人又是中国人。
　　文化双重性这个概念促使我们承认并正视现代非西方社会中双重文化的影响的事实。如此看待西方文化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使我们可以抛开意识形态化的观点，而把它视为一种结果未定的历史进程来理解。在当今的后帝国主义时代，文化的影响力并不与政治-军事支配联系在一起，也不会被后者转化为政治问题，因此更加需要强调的是文化双重性共存的一面而不是冲突的一面。
 
　　文化互动中的支配从属关系？
 
　　在这里，让我们来更细致地审视一下如下假定：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最终只能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这种假定有两个根源。一个源自各个国家的政治史视角：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扩张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支配（即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另一个源自Clifford Geertz这类研究小型土著社会的人类学理论家的视角：西方和民族现代国家的入侵，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确历史性地导致了“前现代”社会及其文化的解体（至少是局部的解体）。
　　然而这些视角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呢？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帝国主义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支配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即使在毛泽东的建构中，西方的入侵也只是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不是殖民地。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国家史不同于一个殖民地国家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需要分别考虑中国文化与作为政治性实体的中国国家。就晚清国家虚弱的海防以及它与现代西方军事力量的差距来谈支配-从属关系，是讲得通的，但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吗？
　　国家和民主这类现代西方概念的确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随着帝制政权的瓦解，“传统的”中国思想体系，比如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已经分崩离析，但是，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文化处于从属的地位乃至全然崩溃吗？
　　语言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来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文化体系中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我们清楚地知道，汉语和中文的生命力要比帝制政权及其儒家意识形态顽强得多。中国的儿童继续在这种语言环境中成长，中国的成年人继续本能地、习惯性地使用它，连同它全部的意义之网。现代汉语比起古典汉语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如果据此就大谈汉语对英语的“从属性”岂不是很荒谬？
　　事实上，在近现代时期，外国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汉语的生命力部分是显示于它对音素外来词的抵抗力。譬如，“民主” 和 “科学”这两个词在“五四”时期曾经短暂地以音素外来词的形式出现，即“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思”。但很快它们就被汉语中既有的词汇和意义所取代（尽管是经由现代日语）。正如前文谈到的那样，新的术语和概念，即使是对外国术语和概念力求工整的翻译，都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