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ang, 1996: 180; 这个数据是按照2百万件诉讼案件或4百万个诉讼当事人，及12亿人口或2亿户家庭推算出的）。西方式的法律和法庭再次成为几乎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
　　9 包括香港的李嘉诚和Gordon Wu，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Kuok兄弟，印度尼西亚的Riadys（因其以外国人的不合法身份捐赠予民主党竞选经费，而在美国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以及泰国的Chearavanonts (Lever-Tracy, Ip, and Tracy, 1996)。 
　　10 确切的数字难以取得。这里是根据费正清的估算（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1965：342）。
　　11 卢汉超 指出：透过“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不能简单地以“西化的”和“传统的”这种旧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看待二十世纪的上海（Lu 1999）。
　　12 这些目标至少是James Hevia最近的著作中号称要达到的（Hevia，1995）。参看Joseph Esherick对这本书的证据基础的批评（Esherick，1998）。
　　13 在美国学者中，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是William Rowe （1984，1989，1990）。它的影响在许多其它地域的学者中也不罕见。
　　14 Esherick（1972）对此有代表性的的讨论，见于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与Andrew Nathan（1972）的对立论点同时发表。
　　15 Barlow（1993）是这种新的激进的文化研究阵营的代表人物（Barlow，1993）。
　　16 Arif Dirlik（1996）有力地指出，“东方主义”不只是“西方式的”东方主义者的创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受东方主义建构影响的本土知识分子也可能采取这一立场。
　　17 见Woodside（1998）的析述。
　　18 何炳棣（1998）的文章有力地证明，正是多种族性和文化多重性构成了“汉化”和中华文明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