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优惠的投资条件。
　　除了那些顶级大企业家，到中国投资的海外双重文化人更多的是中小型的企业家，他们投资规模较小，但同样将外国的资本-技术和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结合起来加以充分的利用。他们和那些更引人注目的企业大亨一起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外资和合资企业的核心部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部分企业连同乡镇企业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十分醒目的发展的道路。
　　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立法传统再度重现，法院制度复兴，新近颁布的法典不少取法西方。在教育方面，西方教学模式重新获得主导地位，英语再度成为最重要的外语。在智识领域，“五四”运动提倡的全盘西化也再次成为一种主要的思潮。
 
　　近现代世界中双重文化的影响
 
　　在上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我把“文化双重性”这个概念主要限定为英语和汉语文化在个人身上的充分共存，举出的最典型例子是体现在双语者或准双语者身上的语言双重性。但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语言双重性所要求的两种语言表达之间对等和聚合的程度，而只关注双重文化影响的共存，那么我们正在讨论的显然是一个比我所限定的要大得多广泛得多现象。
　　对非西方世界“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尽管有着多种路径，但西方的入侵无疑是一个基本的考虑因素，也是历史研究中界定“近现代时期”的最常用的标志（因此通常认为中国的“近代”始于鸦片战争）。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存最初是因为帝国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扩张。随着帝国主义的终结，这种共存则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西方文化借助各种新的媒介持续剧烈扩张的结果。
　　事实上，对于整体意义上的非西方世界而言，西方文化不断增强的在场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西方文化与“本土传统”的共同在场可以说是“近现代”时期所面临的基本现实之一，也构成了大多数近现代非西方民族的基本生存现实。西方资本主义五个世纪的扩张几乎将西方文化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存不仅已经发生了，而且使文化多元成为近现代史上真正巨大的趋势之一。
　　当然，在近现代中国，受双重文化影响的人数远不止上面讨论过的各种双重文化人群体。在留学生、教会学校毕业生和海外华人这些双重文化人之外，还有更多的中国人经历过双重文化的影响。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超过了300000人，10主要分布在根据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大约90个通商口岸的租界里，和他们联系密切的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之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新变化，西方文化不仅在中国复苏，而且得到飞跃的发展和传播。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雇佣、参与和协作等关系被吸引到外资企业和中外合办企业。精通英语和英语文化的人数以几何级数增长。象1949年以前的一些城市那样，中国的主要城市再度全面接触外国的影响。
　　我并不认为，双重文化的影响最终必然导致双语形态的文化双重性，中国不会所有的地方都象香港那样，出现两种语言和文化传统以几乎平分秋色的方式共存的局面。我想表明的是，我们需要采取一种能够描述文化双重性的总体特征的的视角，来思考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在近现代非西方世界里的共存现象。当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诸意识形态命令我们只能以非此即彼的二元分法进行思考的时候，还应该看到，文化本身并不接受这样的命令，因为其生命力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生活经验之中。11正如大多数双重文化人和双语者在大多数时间里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共存能够应付自如，受到不同程度双重文化影响的民族大多数也能在日常生活中迅速地适应两种文化。诸如“半殖民地”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之类的概念在文化领域里预设了一种“中国”与“西方”相互排斥的敌对立场，属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法，在日常生活层面上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文化双重性与赛义德（Edward Said）和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学术理论的近期发展诸趋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克服西方中心式的现代主义自以为是的狭隘立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仅仅强化了西方与非西方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Edward Said（1978）的分析有助于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立场——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东方主义”话语是这种现象的核心。他令人信服地指出，“东方主义”的理论建构把中东的国家和社会视为“他者（the other）”（这种建构同样适用于中国），因而预设了甚至有助于合理化帝国主义的扩张。Said与别的学者不同之处在于，他将关注的中心从政治军事帝国主义转向了“文化帝国主义”（Said，1978）。
　　与此同时，Clifford Geertz所提倡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述”则动摇了欧洲中心式的实证主义立场。Geertz认为，现代世界过分相信理想化的现代科学。而对其它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与之相对的文化建构和知识是怎样一幅图景。Geertz主张，我们必须致力于“[厚]/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这并不意味着对事实的密集叙述，而是指一种“阐释性的人类学”，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本土解释、它们自身的概念结构以及与我们的解释的差异。同样，对Geertz所说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也不能望文生义，它不是单纯地指关于某一地方的一般知识，而是指人类学家为了让我们摆脱自身的西方现代主义前见，而对本土含义所作的解释性澄清（Geertz，1973，1978；Anderson，1995）。
　　在Said和Geertz这类理论家的影响下，中国研究的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对现代主义前见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并成为对以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研究的激进批判运动的组成部分。新的研究不再假定中国为西方的从属，转而采取相对主义的姿态：中国和西方同样重要。这些研究不再试图将各种具有前见色彩的普遍原则强加于中国——因为它们毕竟只是西方的建构，而是解释性地将中国本土的含义忠实地转译给我们，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而且使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的文化。12
　　然而，这些新的理论趋向还未能超越过去的研究中基本的非此即彼二元话语结构。诚然，新的文化主义研究不再奉西方为典范，也不再视非西方为从属性的“他者”；而是强调平等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但是，这种强调本身即暗含着一种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它也造成了一种倒置，转而赋予非西方以超越西方的“特权”。Said认为（1978），我们必须对西方中心式的东方主义研究和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进行反思性批判，用一种站在受害社会立场的话语来取代之。Geertz则主张（1973，1978）用本土“意义之网”的“深度描述”和“地方性知识”来取代西方/现代主义中心论（以及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基于西方现代主义前见的社会科学话语。对他们二位来说，选择仍然是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中作出的。
　　Geertz式的研究尤其对近现代史缺乏关注。既然它的目的是通过探索不同的文化建构来为现代西方自以为是的理论假定提供一面批评性的镜子，它的研究重点自然就选择了与西方接触前的而不是接触后的非西方。它的假定是，在现代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下，非西方最终只可能完全受其支配。非西方社会甚至可能完全采纳现代主义的假定和现代西方话语。然而一旦如此，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再为现代主义者眼里的西方文化提供一种清晰的、批判性的观照。因此，Geertz本人几乎闭口不谈本土文化在西方的影响下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和不变化。他只是简单地假定它们必然的从属性。
　　正如他们所批评的前辈现代主义（包括马克思和韦伯理论中所显示的现代主义）学者， Said和Ge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