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印记，比如“自由”之于“freedom”。
　　谈到双重语言和双重文化背景的个人或社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很明确，有关支配和从属关系的概念仅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才是有用的。前文提到过，在英-汉双语者那里，两种语言的关系更像是一种叠加，一种物理意义上的混合，或者一种化学意义上的复合，而不是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汉语本身的内涵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在英语这种当今世界最具“霸权”的语言面前失去自我。
　　可能会有读者反驳说，汉语在这方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们可以再以日本为例。尽管它心甘情愿地接受外来的术语和概念，包括音素外来词，尽管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占领，并接受一套外来的全新的政治体制，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的语言-文化依然继续保持着独特性和完整性。甚至在印度和香港这样的殖民社会，英语不仅是殖民者的语言，也成为本土精英社会的正式语言，但本土的语言和文化并没有瓦解，依然保留了绝大部分本来的思维方式和内涵。印度的例子还进一步表明了英语这样的殖民者语言如何被转化为印度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的媒介（Chatterjee，1993）。
　　实际来说，历史上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体系并不是象政府和国家那样运作。它们不会随着海防的溃败和京城的陷落而瓦解。事实上，它们在一个民族日常的使用和生活经验中继续存活着并且不断地再生。只要父母们继续用本来的语言教养自己的孩子，只要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继续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它们就还有生命力。甚至当一门外来语言对本土文化的“渗透”达到了语言-文化双重性的程度，也不会导致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或者某种支配关系，而是结局未定，充满各种创造性的可能。
 
当今美国的“外国区域研究”面临的危机
 
　　上述关于文化双重性和双重文化影响的观点可能可以提供一条途经，构成概念，帮助美国的中国研究摆脱过去的重负。这些负担，包括西方中心式的现代主义及其派生的“国家安全”考虑，也包括后现代主义及其对西方近期历史的虚无主义式的拒斥。它甚至可能帮助我们从当今困扰着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危机中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
　　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最初是产生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政府通过《国防教育法案》的投资以及民间通过福特基金的资助来支持对外国的区域研究，主要是出于冷战和“了解自己的敌人”的动机，学术上的成果则是副产品，并非本来的目的。时至今日，进入了后共产主义和后冷战的世界，这种以往的驱动力已经失去了其最初的紧迫性。
　　同时，学术理论中的新时尚也威胁到了外国区域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各门学科在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不停地“硬化”，“理性选择”理论大行其道。随着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强调“假设-驱动”和“假设-验证”的研究模式，对问题的研究逐渐变成一种从理论化的假设出发的公式推演。现代西方的各种“理性”建构（例如“经济行为理性”）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学术研究的普遍指导原则。有关不同社会文化特征的定性知识甚少受到尊重。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系科越来越不愿意雇用区域专家，认为他们缺乏学术方法和理论功底；不会再象过去那样培养中国经济学、中国社会学和中国政治学方面的学者。
　　主要活跃于人文系科和史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文化研究”，本可以对这种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起到一种有益的纠正作用。这也的确是Geertz等人本来的意图——他强调我们要重视文化的相对性，以及科学研究的客观外表下的文化建构性。这种批评本来可以以“地方性知识”的名义为区域学术研究提供强大的支持。
　　然而，文化主义的过度激进却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造成了极端的对立，某种程度上也在各个学科内部造成了对立。在反“文化帝国主义”的政治姿态和反“纯”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姿态下，以及所使用的排他主义式的行话中，激进的文化主义创造出一个唯我独尊的世界，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愿望）与其它类型的理论进行建设性的交流。Geertz （1973，1978）的“地方性知识”和“深度描述”听起来象是在提倡一种深入的外国研究，但实际上它们最终却被赋予一种狭窄得多也特殊得多的含义，仅仅是要研究前现代时期本土社会的“概念结构”。这就几乎不可能与采取普遍主义路径的社会科学进行建设性的交流。
　　其后果就是在学科之间和学科内部造成分裂，这种分裂在许多方面都使我们联想起以前的现代化理论和将这种理论斥为“东方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之间的鸿沟。“理性选择”方法和现代化的范型一样，把西方当作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并将社会科学研究当作实证主义式的操练。激进的文化主义方法则斥责这些理论前见源自西方中心论和科学主义假定，并呼吁人文学科将目光转向本土意义之网。在这种两极化的世界里，很难同时从两者身上获得智识滋养。从双重文化角度出发的研究冒着被斥为不科学的危险，而从人类普遍关怀的意向出发，比如克服生存危机和提高医疗水准，则会担上一个现代主义者或“东方主义者”的嫌疑，也就是帝国主义者的嫌疑。
　　在这个绝对主义流行的两极化世界里，人数很少的理论家（和自命的理论家）占据了学术争论的中心舞台。而那些“只”从事实际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则沦落为默默无闻的“沉默的大多数”，或者在相互对立的阵营之间被推来搡去。
　　甚至文化多元主义这种本来有价值的、反映当代美国社会构成的世界主义教育理想也被卷入到大学里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在回应社会科学领域实证主义普适论的过程中，人文学科领域中文化多元主义越来越倾向文化相对主义。既然西方过去对其它文化的研究过多地受到了现代主义、“东方主义”或帝国主义视角的影响，我们现在对西方以外的文化的研究必须求助于“它们自己的说法”。但是在大学教育中，其涵义却演变成中国史课程大多由中国血统的学生选修、日本史课程大多由日本血统的学生选修、德国史课程则由德国血统的学生选修；美国文化多元主义的运作结果体现出来的并不是世界主义的“国际化”教育的初衷，而是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
　　在美国学术界中，“硬”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普适论与“软”人文科学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论之间的对立使外国区域研究领域几乎达不成什么共识。与此同时，外部资助的紧缩和不确定性正在使各个外国研究中心丧失它们迄今最重要的生命线。各大学的最高层甚至开始考虑中止对各个外国区域研究中心的资助。
　　文化双重性也许会对当今的危机起到某种作用。用学术化的话来说，它不同于各种“理性选择论”的方法，因为它并不主张现代西方所建构的理性是人类唯一的理性。它倡导要彻底地了解至少一种不同的文化，从而获得一种比较和批判的视角。同时，它也不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因为它的出发点不是割据式的民族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而是双重文化在现代世界的庞大现实。在普通人的生活中，两种文化的共同在场并不会象帝国主义的政治史那样导致支配-从属的关系，而是会形成一种平等得多的结局未定、存在着各种创造性的可能的持续互动的关系。
　　在美国的大学教育中，文化双重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消除民族中心主义割据的局面。它承认我们的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双重文化人这一事实，并强调这是有价值的。一种双重文化的教育不会象民族中心主义式的教育那样误用文化多元主义。相反，它会让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学习一种（或更多的）非西方文化。对于双重文化教育来说，不能用激进的文化主义引导学生排斥他们身处的西方文化；他们需要更深的融入西方文明；也要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其它文化背景的自豪感并培育这种背景。最重要的是，文化双重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