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准则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剥夺了他们的人身权和自主权。"大同胞主义（Big Brotherism）"的观念引起恐惧，遭到排斥。社会动荡，家庭关系目益松散，其结果创造出一种要求更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环境。人们发出了返朴归真，回归"自然"的呐喊（Keen 1983）.
所有现象导致了对现存的性行为价值观的普遍质疑。把性行为限制在法定成年人之间的法律开始让步；现存的约束性行为的习俗开始转变；一些宗教组织一改以往严厉的道德说教立场，对性问题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学术机构对这一压力的反应是，放弃他们为发疯的父母们设身处地着想的做法，改变了他们对霄禁、约会、性生活不切实际的策略。大多数青年不再简单地接受他们父母的性价值观，开始形成自己的性行为标准。这样，在一些家庭中引起了矛盾冲突。不久，主流文化开始把这种反文化运动融合到定向消费经济体系，广告抓住自然性、性诱惑与性的片刻满足大做文章。对自己和自己身体的享受不再被作为一种非道德的行为而遭到理所当然的谴责。新的性观念终于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
当我们步入90年代之际，出现了向以往的性价值观回归的现象。80年代，保守的政治派别和宗教派别东山再起，他们发起了诸如"大众道德（Moral Majority)"和"正直生活（Right to Life）"运动，谴责婚外性交、形形色色的性行为、性向、人工流产、学校性教育以及未经父母许可向未成年人传授避孕方法。其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究竟允许个人有多大的性自由这一问题上出现了极端化的观点。
男女地位的变化   在性变革中，另一个重要因素还存在于正在改变中的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价值判断的观念方面。许多女性不再愿意对男性惟命是从。男性盛气凌人的保护者和供养者与女性忍气吞声的持家者与奴仆的传统角色已经向服从个人需要的个性化角色转变。这一新生的妇女解放宣言使女性意识到她们也的强烈的性欲，性对她们的生命来说也有重要的。她们要求分享性生活的快乐，自由地在性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  （参见本书第六章   性别   身份/角色与社会）  （See chapter  6  Gender  Identity/Role  and  Society）
闲遐时间延长，生活 更加富裕    对多数人来说，用不着象过去那样日复一晶 为生计奔波劳碌。缩短工时，延长了消遣时间，一些人有了足够的金钱享乐人生。此外，清教徒似的劳作观失失去了约束力。于是，人们把多余的精力用于寻欢作乐而不再问心无愧。人们为了寻花问柳而抛掷光阴、挥金如土也不足为怪。关于人性问题的书籍泛滥成灾，其中有些书籍固然是科学态度严谨，有学术价值的，另外一些则是粗制滥造之作，大量的消遣性读物则集中描写性刺激。
对人类性问题研究的深化    特别重要的是，近年来有关人的性问题研究的可靠资料逐渐增多了，这应归功于几位新的性学家卓有成效的工作。
十九世纪，环绕性问题人为地喧嚷了动物性色彩和退化的气氛。因此，人们试图对作为人的生存的一部分的性需要不予理会，而武断地认定"正常"是以非性为显著特征的。随着人的性行为研究开始出现，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性欲、性痴和性行为这些他们曾竭力忽视和回避的东西，也是多面人生的一部分。这一认识不断使我们更果断地承认人的正常的特征，性的神秘的面纱一层层被揭开。
科学技术的发展    过去害怕怀孕和感染性病是容易劝阻人们参与性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恐吓因素。从前大部分性教育内容就是心照不宣地以这些"危险"告诫人们。随着避孕技术的进步，怀孕的危险也大大减少。在美国的一地区，允许人工流产进一步减少了意外怀孕的威胁。
同时，过去的许多性病，如梅毒、淋病已能用抗生素治疗和治愈。80年代传播的性病，如疱疹（herpes）,衣原体素（chlamydia）和爱滋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并且不能治愈。就爱滋病本身而言，它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对生命的威胁。
爱滋病作为价值观变化的象征    系统免疫力缺乏症（或这滋病）在十年前还鲜为人知，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被看成是一种致命的疾病。这种疾病最早在男同性恋患者身上发现。人们立刻想到爱滋病是传染的，尤其是通过性活动，如肛门性交。这一论据很快构成了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愤怒和道德判断的另一个籍口。现在人们已弄清这一致命的疾病还可以通过异性性交、受感染的血液和人造血清等途径传播。随着爱滋病的持续增加，对性行为持谨慎态度正在成为人们性心理的核心内容。每当决定与任何一个近几年来性活动频繁的人性交或口淫，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冒着感染爱滋病的风险。由于对爱滋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惧怕，我们的性价值观必定有所改变。人们可能会以一种消极的眼光来看待放荡不羁的性行为。保险套可能空前地成为同性恋或异性性交不可缺少的工具(Griggs·1987)。要更完整地探讨关于爱滋病及其影响，请看第14章  《爱滋病危机与性的选择（The  AIDS  Crisis  and  Sexual  Decision）》
里程碑   对性问题研究的一个简短的历史性回顾
二十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几乎没有在性行为研究方面作过严肃的尝试。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小心翼翼地冒险涉足性问题研究领域，有时他们是冒着使人格和职业声名狼藉的风险来进行这一尝试的。在过去的20年里，对性问题的研究达到成熟阶段，并且可以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甚至富有魅力的--探索。在本书中，我将就性问题研究方面的某些主要进程给予读者一个简短的历史性的总结。
性问题研究出现于十九世纪
在十九世纪，有三位学者：里查德·凡·克拉弗特-厄宾（Yichard  von  Kraft?Eding）,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onnd  freud）和享利·洽维洛克·厄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把他们研究的注意力最早集中到人类的性问题方面。
在十九世纪最后25年里，德国学者克拉弗特-厄宾和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把探索的目标投向这一课题，结果，他们在学术上曾一度遭到排挤。他们两人都是医生，在理解精神紊乱的研究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由紧张的压抑的道德准则统治着人们性行为和性观念的时期里，这两个医生找到了性是引起情感的和精神紊乱的主要因素。当性欲和性行为不可避免地产生罪恶感、恐惧感和自厌感时，可以预料，这些正是多种失调的根源。
里查德·凡·克拉弗特厄宾（Richard  von  Kraft-Ebing)
 在这两位学者中，克拉弗特-厄宾（1840-1902）更激进一些。他是一位出生于德国的神经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后来成为维也纳一位有威望的教师和职业医生。克拉弗特-厄宾的著作 《性的情感心理》（Pwychopathia  Sexualis）曾再版过12次，这是一部广泛传播的医学教科书。在这部著作中生动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被看作令人生厌的病理学的性行为和性刺激。克拉弗特-厄宾把大多数性偏差（Sexnal  deviations） 概括为四个病理学种类，即性虐待、受虐淫、性怪僻（或恋物僻）、同性恋。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他宣称手淫是引起所有这些性偏差的根源。这是一个如何由于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发表意见和推测引起疑问和误解的例子。他用说明手淫的可怕后果的病例研究来阐释自己的理论，他的那些病例研究是他那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东西，也的确唤起了人们对人的性向和性行为的多样性的注意。遗憾的是，克拉弗特-厄宾有偏见的著述，使大多数性行为蒙上了病态的，不自然的污点。这种在以后许多年里一直渗透在医学和精神病学行业的看法，至今仍然拥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1856-1939）几乎一生都在维也纳度过，他主要的研究凝聚在儿童的性心理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如何影响成年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方面。尽管他们都对人的性问题的大多数方面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弗洛伊德的贡献对心理学的影响要比克拉弗特-厄宾深远的多。1895年，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