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被研究了20余年或更长。由于他的发现，致使我们对某些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儿童性心理方面形成的弗洛伊德观念打了折扣。戈德曼和玻恩曼的研究得出同一个结论：无任何证据支持存在一个儿童的潜在期（Lantency Period）--弗洛伊德的以对性爱几乎没有兴趣或无知为特征的发展阶段。所有最新的研究结果都倾向于支持这样的观念：儿童从出生就有性征，并有各种各样的性爱、性行为和性兴趣伴随着他们成长。
其它调查（Other Survey）  自1979年以来，还有其它几项重要的调查。罗伯特·梭伦森（Robert Sorensen 1973）发表了《当代美国青少年性问题（Adolescent 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America）》，本书是以几百名青少年对调查问题的回答为根据的。梅尔温·泽尼克（Melvin Zelnik）和约翰·坎特勒（John Kantner 1980）采用复杂的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研究青少年的性行为和避孕行为。他们的调查结果代表了现今已有的关于青少年性行为的某些最可靠的事实。
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红书杂志》（Redbook Magazine）发表了一份关于性问题的问卷表，100，000多名女性对问卷作了回答，虽然不能认为这个结果代表全部，但这是已有的研究中所构成的关于女性的观念和行为调查的最大抽样样本之一。《红书》调查反映了一幅享有积极的性生活并经常主动发起与配偶性交的美国女性生活画卷。尽管有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历过婚外性关系，大多数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性生活表示相对满意。几乎所有的女性都参与过口交性（oral-genital sex）。认为自己在这项调查中表现得越虔诚的女性对与她们婚姻伴侣的性生活越满意，而且婚前与男性同居的可能性越小（塔鸟里斯和萨德  Tavris & Sadd 1977）
阿兰·贝尔（Alan Bell），马丁·温伯特 （Martin Weiberg）和休·苛菲·哈梅史密斯 （Sue Kiefer Hammersmith 1981）这三位肯塞学会的成员发表了一项独一无二的同性恋研究结果，名为《性偏好--在男女中形成（Sexual Preference-its Development in Male and Fenale）》。从一项涉及4639名同性恋者的民意测验中，他们对其中979名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取得了已有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研究最彻底的事实资料。尽管这一研究仅仅集中在美国的唯一地区（旧金山贝区）的同性恋者身上，但仍可将其成果看成是对我们理解性向及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资料。
菲利普·布纳门斯丁（Philip Blumstein）和皮帕·斯瓦滋（Pepper Schwartz），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家，收到了4314对异性伴侣，969对男同性恋者和788对女同性恋者寄来的完整的问卷答案，其中涉及到他们关系的各个方面。他们的题为《美国人的配偶（American Couples）》的报告由于其数量巨大且各不相同的随机抽样和研究设计而被看成是最有说服力的社会学研究资料。它提出了一种关于现代配偶如何处理性与爱关系的崭新观点。由于性问题研究日益得到公众拥护，受到社会尊重，它的未来必定会孕育出理解人类性问题的振奋人心的前景。下一节表明，展开性问题研究的一个工程中，许多问题有等于思考。
 今天，科学方法被认为是在任一领域建立新知识体系的地可靠基础。对跨越学科的性学领域的研究正在增长。目前几种专业杂志专门致力于阐述新观念、组织各种论辩和收集与人类性问题有关的信息资料。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缍使得性问题研究成为一种学问上和学术上的体面追求而赢得了尊敬。考虑到他们想要从事的开创性研究可能引起争议的性质，早期的性学家，如阿尔弗雷德·肯塞和威廉·马斯特斯，首先在其它领域为自己建立很好的声誉，然而才涉足性学这一禁区。他们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发现最终能得到社会认可，建立使自己在学术上受尊敬的地位很有必要。他们谨慎而从容的探索为未来的性问题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除了必须考虑到性问题这一研究课题的体面问题，在确立自己作为一个性学家的地位方面还有其它一些问题。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寻求必要的资金支持研究活动，资金问题这对于一些可以立竿见影用于实践的研究项目来说易如反掌。政府管理部门、私人基金会和工业部门往往对少花钱多解决社会问题或从新产品推销中有利可图的研究项目更有兴趣。因此，对于研究形成某些新的生育控制方法或寻求对诸如爱滋病或疱疹一类的传播性性病和治疗方法来说，所需资金垂手可得。然而，对有关性观念、性响应生理学或人类性向起源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资金困难得多。政治气候可能也决定着性问题研究的资 金补助状况，如果某个问题如色情成为政治辩论的重要问题，如尼克松和里根政府所做的那样，政府资金可能意外地扶持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遗憾的是，政治宣传通常只有偏离解释科学事实和结论的一面。这一现象发生在里根总统建立的阿托雷·吉拉尔的色情研究机构。（参见第16章  性、艺术、传媒和法律）
开展人类性问题研究
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要寻找那些能够普遍适用于研究之外的真实世界的知识。科学给予了理解、预言和可能控制各种现象的希望。显然，拿人类作为研究的对象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我们对自己不能象对老鼠或分子那样轻而易举地加以分类或用试验的方法加以控制。这里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学上的策略可用于从事人类性问题研究。
选择人口样本（Selecting Population Sample）  当试图回答某些性问题时，我们总是明显地感到不可能获得全人类的资料。因此，有必要选择一个对较多人口来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口问题样本来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中所包含的人口越多，则对具有多样化个性特征的总人口越有代表性，也可以认为这项研究的统计可靠性越高。最好的人口样本是随机抽样，其中的被调查者都是以随机的方式从总人口选出的。如果选出了足以反映总人口特征意义的人数，则可以假定这一抽样对总人口具有很普遍的代表性。然而，这样的研究也必定规模庞大，耗费昂贵。因此，对如全美这样人口众多的组织而言，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过这种类型的研究。
由于肯塞学会的研究人员精心组织了对具有一定结构的、来自不同人口层面的12000人进行抽样调查，因此发表于1948年的肯塞性问题研究成果仍被视为有关人类性行为最可靠的统计研究之一。然而，对他的发现的有用性和可靠性仍然存在许多争论（科兰克·摩斯特勒和图克伊1953；吉哈德和约翰逊，1979）。
 现存的各种形式的偏见可能渗透到调查活动中并影响研究的结果和结论。研究人员可能由于未能适当地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无意中使研究出现偏差。另一方面，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参与性问题研究，接受有关调查，或即便参与也未必诚实地回答所有问题。志愿者由此产生的倾向必定影响到研究的结论(Wolchik Spencer & Lils 1983)。志愿者的被动参与成份尤其是限制性的，罗伯特·梭伦逊（Rober Sorenson）的有关青少年性问题的研究（前面已引述过）提供了关于这一限制性的很好例子。他首先请求家长们同意对其子女进行调查。大多数家长同意了，也有一些不同意。于是他又恳求青少年的合作。同样，大多数（并非全部）给予了合作。因此，他的研究在结论上就存在一些不准确性。               
进行调查（Taking Surveya）  就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某些方面提问，这是性学家们最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可以面对面的采访，可以电话访问或问卷调查。肯塞采用了非常详细的面对面的采访程序。在这一程序中，研究人员要在形成一种接受态度（accepting attitude）和避免"诱导(leading)"答案的技巧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借以努力减少由不诚实或其它因素造成的偏差。打印的问卷表是一种高效而经济地从大量人口中收集资料的方法。但同面对面的采访比较起来，这种方法察觉不诚实的答案、误解、夸张或敷衍了事的难度要大得多。因此对调查中取得的结果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