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夺了外廷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也造成了国家管理秩序的紊乱。文官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为了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在正德初就发起过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斗争。虽然这次斗争以大学士刘健、谢迁和户部尚书韩文等人的罢职而告失败，但后继者杨一清、杨廷和等人仍在各方面对宦官势力进行限制，一旦时机成熟，便进行反击。武宗去世后，大学士杨廷和利用起草遗诏的机会，革除积弊。文书房宦官要求删除诏书中数项不利于内廷的条款，被杨廷和正色驳回：“往者事龃龉，动称上意。今亦新天子意邪？吾侪贺登极后，当面奏上，问谁欲削诏革者。”[6]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御马监提督四卫、勇士营及京营，扩占田地为草场、皇庄，均与勋戚贵族直接发生冲突。永乐时设三大营，景泰、成化时设团营，是勋臣、内臣并为提督，但成化中宪宗却命御马监太监汪直“总督团营”，故《明史》说：“禁旅专掌于内臣，自帝始也。”[7]保国公朱永当时为勋臣领袖，也“提督”京营，却被汪直及兵部尚书王越视若武吏。及至武宗时，立西官厅、立威武团练营，均以御马监太监张忠为监督，英国公张懋等仅参与“管操”，形同闲曹。御马草场和皇庄的扩大，与勋戚贵族庄田的扩大一样，其侵占对象都是原属太仆寺和在京各卫的草场，以及北直隶顺天、河间等府的民田。在北直隶各府人口较为稀少、土地大多抛荒的明初期，御马监与勋戚在对土地的侵占上尚可相安无事。但是，随着人口迅速增加、空闲土地越来越少，二者之间就侵占对象进行的争夺便不可避免，甚至发生相互侵占。在这场争夺中，由于御马监背后有皇帝的支持，故连连得手。
洪武、永乐时，内官监和神宫监曾先后为内府诸司首署。宣德时，司礼监因获得了“照阁票批朱”的批红权，又提督东厂、掌皇城内仪礼刑名，地位上升。至正统初王振掌司礼监，司礼监遂为内府第一署，内府各衙门间的尊卑关系和职责分工也重新构成。但是，由于王振鼓动英宗贸然出师，导致土木惨败，其后又发生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与其侄曹钦的兵变，动摇了司礼监的独尊地位。而御马监则因提督四卫军参与北京保卫战及平定曹吉祥兵变，地位得到加强，遂有提督京营及西厂、兼管皇庄之权，与司礼监成抗衡之势。正德时，御马监的势力事实上已全面超过司礼监，武宗甚至令御马监太监张锐提督东厂，侵夺司礼监的已有职权[8]。而且，在司礼监任提督东厂或掌印太监的，也多出身于御马监，如谷大用、魏彬等，均以御马监太监转衔司礼监。与此同时，御马监出纳令符火牌，侵夺了印绶监的职权；镇守中官采办土物贡品，侵夺了御用监的职权；御马监扩占草场、皇庄，既与勋戚贵族，也与内府各衙门的当权太监发生矛盾。
御马监几乎成了正德时期各种矛盾的焦点。
尽管豹房的御马监宦官传出了武宗的临终遗言：“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重事，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9]但人们更相信后面那一句是宦官们加上去的。即使属实，人们也要将革除弊端的矛头指向御马监。
对御马监的清算从武宗去世的当天就开始了。大学士杨廷和等在决策迎立兴献王长子即世宗朱厚熜之后，拟遗旨罢威武团练营、革皇店官校、遣散豹房官军[10]。接着，对正德时劣迹显著的一些太监进行惩治：魏彬、张永免职，谷大用、丘聚降为奉御发南京孝陵司香，张锐、张雄、张忠、于经、刘祥、孙和等十九人下狱。这批内廷权势者除张永外，均为御马监太监，或曾为御马监太监[11]。其后，又整顿四卫、勇士营，清查冒滥；查勘草场、皇庄，还田于原主，裁削草场及皇庄管理内臣；撤还各省各边镇守、监军、监枪、监仓内臣，革除京营的提督、坐营等内臣；东厂提督仍归于司礼监，采买物品则归权于御用监。
经过嘉靖初对内府主要是御马监的清算，各种社会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内府各衙门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协调，外廷文官机构的权限得以申张，勋贵们收回了被剥夺的权益，北直隶顺天等府的农户减轻了所受敲剥，各地有司及民众也因镇守中官的撤除而感到息肩。在这些表象的掩盖下，明代皇权与各种社会关系重新趋于协调，明代统治集团通过内部的调整而渡过了一次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说，御马监一方面加深了明朝的统治危机，另一方面也成了承担皇权腐朽而造成的恶果的替罪羊。
 




[1] 陆容《菽园杂记》卷四。
[2] 夏言《勘报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0二。
[3] 夏言《勘报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0二。
[4] 杨廷和《杨文忠公三录》卷三《请逮问谷大用疏》。
[5]  夏言《勘报皇庄疏》，《明经世文编》卷二0二。
[6] 《明史》卷一九0《杨廷和传》。
[7]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8] 《明武宗实录》卷八八，正德七年闰五月壬辰。
[9] 《明史》卷一九0《杨廷和传》。
[10] 《明武宗实录》卷一九七，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
[11] 《明世宗实录》卷一，正德十六年四月戊申。

五
 
虽然御马监的权势在嘉靖初受到扼制，宦官势力在整体上也相应受到打击，但导致明代宦官参政与专权以及御马监重新崛起的因素并未真正消除。
其一，由明太祖确立的极端中央集权制度，导致了超越历代的权力高度集中。经过永乐到成化的演变，又形成了各衙门分司其职、内阁代言批答、内监照阁票批红、六科签署封驳、君主垂拱而治的统治模式和运作机制。但是，既要“垂衣拱手”，又要“乾纲独揽”，就不可避免要加强内廷对外廷的干预和制约。成祖立三大营时，同时命内臣和勋臣坐营；宣宗一面命内阁票拟，一面又让内监批红。均可看出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思路。至成化、弘治间，从中央到地方，内廷宦官已全面参与政治、军事、经济、司法、外交各项事务，与外廷文官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仅见的双轨制官僚系统的权力网络。只是由于正德时宦官势力尤其是御马监势力的膨胀打破了内外廷之间的制衡态势，才导致嘉靖初对宦官势力的扼制，但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变化。
其二，嘉靖初的打击，固然使内外廷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外廷文官的变化，但内廷宦官各衙门尤其是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基本职权并没有革除。即使在嘉靖初，面对文官集团咄咄逼人的攻势，御马监仍是毫不示弱，在勇士旗军的员额、草场子粒银的征收、镇守中官的派驻等问题上，与文官集团反复论争，并或明或暗得到世宗的支持。嘉靖二年，户部正在请旨查勘草场，御马监太监阎洪却奏请外豹房永乐庄地。虽然这一要求因遭到户部的抵制而未能实现，却也未见世宗有任何谴责之意[1]。嘉靖初将御马监所属勇士营和四卫营的员额定为五千四百余名。但到嘉靖八年，又已增加到八千八百余名。虽经兵部力争而查革超额的三千四百人，而嘉靖十六年，世宗又从御马监之请，不仅将查革的勇士、旗军尽数收回，还另外增加了数百人，使二营员额接近一万人[2]。可见，就是在被称为“驭宦官甚严”的嘉靖时期，御马监及整个内府的势力也足以和外廷抗衡。
其三，明太祖关于后世子孙不得复设丞相、臣下有敢变更祖制者处以重刑的祖训，使得外廷文官系统难以形成名正言顺的权威机关。正德初，刘瑾等“八虎”用事，外廷经过反复酝酿，才结成了以内阁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及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反宦官联盟，但吏部尚书焦芳却拒不合作，并与刘瑾结盟。而刘瑾对武宗说的一番话，则可看出内廷的力量；“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3]武宗遂命刘瑾掌司礼监，形势立变。明代内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历代宰相的地位和职权，但制度上却不得统领六部及其他衙门，票拟须经批红才能生效，难与司礼监对抗[4]。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5]虽然不无片面，但罢丞相却是外廷文官在与内廷宦官抗衡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