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原因，同时，也使外廷在处理重大事务时意见难以统一，缺乏办事效率。
基于上述原因，每当国家发生变故，每当最高统治者认为外廷文官集团及武官集团办事不力时，宦官集团便可立即越俎代庖，全面参政。如万历时神宗因财用不足，便向各地派出矿监税使；天启时辽东局势严重，便恢复了各边镇守太监；崇祯时，不仅命宦官监军及监督京营，又设总理捕务、提督门禁，巡视点军诸内臣，皆以御马监、司礼监及文书房内臣担任。不仅如此，四卫营和勇士营还被合编为勇卫营，成为当时抗击清军及打击张献忠、李自成义军的“劲旅”，御马监又恢复了昔日的气势，但明政权也旋踵而亡。
御马监和司礼监是明代内廷中最有权势的两个衙门，但就其职权看，司礼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6]，御马监则有较大的随意性。司礼监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明代中央集权制度的规定性，御马监的随意性则表现了这一制度的无序性。在这种稳定性和随意性、规定性和无序性的相互交织及彼此消长中，可以看出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同于其他朝代的现象，即文官集团乃至作为内廷文职衙门的司礼监一直在为建立和维护稳定的统治秩序而努力，但随意破坏这一秩序的，却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御马监的随意性正是皇帝随意性的体现和延伸，因此，对御马监的扼制，实质上是对皇帝意志和行为的限制，这种限制的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明代社会的是否稳定。 
 




[1]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八《中官考九》。
[2] 傅维麟《明书》卷七一《戎马志二》。
[3] 《明史》卷三0四《宦官传一》。
[4]  详见《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罢相》。
[6] 参见《明代的司礼监》、《论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