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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②行龙：《晋水流域36村水利祭祀系统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4期。
③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国家与社会”这一西方理论分析框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是西方理论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影响的一个突出反映。认真审视1986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西方社会学、社会史理论其实一直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走向。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与社会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区域社会史的突显、“国家与社会”理论的流行等等，如果不从西方社会发展演变、社会学学术史加以分析是很难把握的。同时，这也有助于我们梳理80年代社会史复兴后社会史理论争论及研究走向的再认识。
涂尔干、马克思、韦伯是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三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注重对社会的整体进行研究，涂尔干更突出了社会学方法、视角的意义。马克思则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斗争两方面来切入，强调社会的结构，形成了经济史或者社会经济史、社会变革(发展)史的研究传统。韦伯与马克思不同，他的重点是去探寻社会发展与变迁背后人的思想和意识的作用，即人的“理性”，也就是社会思想、社会意识、社会文化的研究。
其实，西方对“社会史”迄今也没有共同认可的定义，研究者是在各自的理解和实践中不断架构社会史研究体系的。霍布斯鲍姆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社会运动史；生活方式、风俗、日常生活；经济与社会史。克拉克则认为社会史主要研究小范围的经济史，反抗、暴力、革命或社会支配，历史的社会学(包括权力、意识形态、信仰、结构等)。而珀金则将社会史研究分为五个方面即社会生态学(研究社会与其物质环境的关系)；社会解剖学(研究社会要素)；社会生理学(研究社会结构怎样发挥作用，国家怎样实现其功能)；社会病理学(研究社会弊病、暴力和冲突)；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上述几位史家对社会史的定义仅仅反映了西方史学界部分观点，他们的定义与其说是定义，倒不如说是为社会史开列的研究项目。在我看来，社会、社会学的定义虽不完全能与社会史研究项目一一对应，但社会史研究社会经济、社会结构、社会冲突、社会文化等内容无不在二者的交汇中得以体现。这里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也就是日常生活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因而社会生活研究成为社会史复兴后的研究重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珀金指出的从社会生态学角度来研究社会，笔者以为也正是一种从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社会的新颖视角，存在深入发展的空间。
通过以上粗略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影响，社会史在发展进程中所讨论的问题不仅与中国社会史学科重建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有关，而且与社会是什么?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史是什么这三个互为交织变化演进的问题有着密切关联，也与各位学者对上述问题的把握和理解不同有关，社会史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的认识之争，对社会学的理解之争，对西方社会史的解读之争。笔者曾著文讨论社会史研究领域“专史说”和“范式说”问题，就是从社会史产生和发展的学术背景这一角度，将这一问题置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宏观学术史中加以分析的。①笔者认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性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同样，社会史其他问题的讨论也只有置放在中西学术史演进的广阔背景中，置放在社会史有关的学科概念中才能得到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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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进入21世纪，近代社会史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20年的学术积累，社会史研究是否由史学界的“灰姑娘”变为“皇后”了呢?正如冯尔康先生在2004年厦门社会史讨论会上指出的那样，“原来担心社会史过热，热不是好事，但现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社会史还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形成这种状况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与社会史理论反思能力相对薄弱有关。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史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复兴以来取得了相当成绩，但与西方社会史学界相比，仍缺乏本土性的理论创新。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其实一直处于多元并趋，群论争鸣的态势，社会学、人类学的交叉渗透，使之形成了细致理解中国社会的“中层理论”，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史学界对这些概念的运用基本上处于注解式的单向借用，而不是通过细致微观的研究从本土化的语境中去深化、发展、修正甚至创新一些理论和概念，培养自己“中层理论”的建构意识和知识共同体，形成双向互动的学术格局，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近年来，杨念群提出建构“中层理论”①，提倡“新史学”、“新社会史”②的研究，其实就是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做出的呼吁和努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经验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秦晖避开以满铁资料分析为基础的华北研究和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所谓“太湖模式”，而从农民学的角度，提出了分析西北区域经济状况的“关中模式”，概括成为“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关中有封建”。③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以“儒学地域化”为分析框架，试图解构“整体论”儒学，以近代湖湘、岭南、江浙三大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他们同中国近代社会三大变革的关系，不仅发现了中国近代知识群体与不同地域间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知识群体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知识主张及其所形成的不同事件。还有一些研究如杨念群关于近代社会变迁造成的空间观念与结构转换研究、王铭铭关于福建泉州铺境的个案研究、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关于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或多或少依然没有摆脱对西方社会理论的依赖，但大多通过个案研究进行了修正与反思，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代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实现本土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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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②杨念群：《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笔者认为，“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上述有关“中层理论”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交叉渗透以及口述史的兴起、田野调查的风行都有密切关联。80年代社会史的任务主要是复兴与重建，难以确立本土化、原创性的理论框架，但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和中外学界交流频率的加快，都使得建构本土化理论有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相当有意义。
二、方法论：“优先与人类学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