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19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在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反思与互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为华南学派的研究，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图景；一为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南学者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国外人类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开展合作研究，经过20多年已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并通过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创办《历史人类学》刊物，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等工作，来促进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刘志伟站在历史学的本位强调“当人类学者越来越关注结构过程的时候，历史学者当然应该相应地重视过程的结构，但这个结构，不应该只限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解释过的结构，而是用历史方法阐释的结构过程”③。这体现了在人类学与历史学合作中，人类学的回馈与历史学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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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E．P．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85页。

    ②E．P．汤普森：《民俗学、人类学与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90—192、197页。

    ③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第64页。

    王铭铭的研究成果则体现了人类学自身的反思和体验。《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全面介绍了社会人类学演进的历史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针对各种学术流派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王铭铭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反思和本土化倾向，最为突出的就是强调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要坚持历史的维度。这种在人类学研究中把文化理解与历史思考糅合运用的方法，对于社会史研究有重要的启示。他的一些研究如《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市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就反映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或过程与文化的辩证”的特点。正如王斯福所说：“社会结构、经济组织、规则和权威的包罗万象，在过去一直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不过，过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很少关注结构形式的转型和改造过程。溪村的研究提出了在结构的研究中包容历史过程的观点。在这里，‘历史学’意味着对结构转型过程的研究。”①用历史学关注过程的结构、人类学关注结构的过程总结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惠略显简单，但这恰恰是二者对话与反思最突出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史发生了区域社会史的转向，笔者以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考察。②无论是“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其学科定位的争论最终要落实到研究中，“专史说”、“通史说”在关注下层与追求整体性方面是一致的，但选择一个表述的空间维度来实现这一观念则是相当困难的。其实早在年鉴学派创立之初，就放弃了那种宏大的叙事，而是通过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来实现整体性追求。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都是区域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施坚雅的经济区域、城市研究等都是从区域的角度加以具体研究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社会史实现了整体史目标，是一种方法和视角。先师乔志强与笔者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其实就是深化社会史研究的努力和尝试，把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史发展的主线、社会史研究的纵横向关系等问题纳入华北区域社会史进行了实践与思考，并在区域划分、农村与城市研究结合、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此后，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逐步明确了以人口、资源、环境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研究目标，笔者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就是我们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反映。我们在具体研究的同时也努力进行区域社会史理论的探索，乔志强先生与我共同撰写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从地域社会的概念、地域划分、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述。接着先生与我又对我们区域社会史的转向进行了理论探索，《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就是对我们自身学术脉络演进的总结、完善与深化。后来，经过近10年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我对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又有了新的体悟，拙文《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指出新形势下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必须加强区域比较研究、区域分期、田野调查等方法的运用，并从区域社会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三晋文化与民俗，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等四方面的研究，以期对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尝试建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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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英]王斯福：《王斯福序》，王铭铭编：《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②笔者所见有关区域社会史理论探讨的论文有：万灵《中国区域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散论55，《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陈支平《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玉华《对深化区域性地方史研究的思考》，《枣庄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常建华《东亚社会比较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行龙《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明清社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近年来，社会史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反思，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①200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就反映了对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反思的自觉②，提出了跨区域研究的新走向，以摆脱区域孤立、碎化表述的困境③。笔者以为区域社会研究仍将保存其研究活力，但要走出单个研究“自弹自唱”、缺乏统一设计和规划的现状，最好选择一些课题进行不同区域间、不同学科间合作与对话式的研究，在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宏观背景观照下，进一步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推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

    社会史研究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笔者以为并不是从事社会史研究就必须做田野调查，主要看研究者的研究领域，研究时段，研究旨趣。我们的体会是如果要做明清以来区域社会史尤其是乡村社会史，田野调查工作则是可能的也相当必要。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我们并不是人类学家，对于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毕竟有限，所以历史学的田野工作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把握。

    田野调查是为了读懂文献。近年来我们从人口、资源、环境的角度，以“水案”为切入点，开展山西区域社会史的研究。空间方位、生态环境、村落分布格局、水渠灌溉系统、“油锅捞钱，三七分水”的传说等只有身临其境，走在乡土上，才会发现在书斋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却是一个乡村社会的“常识”，街头巷尾与乡民的闲谈间，一条条孤立的文献资料被激活连缀成一个会说话的故事。从田野调查中受益的钱杭也有同样的体会：“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最大魅力，就是可以使学者获得在书本上根本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④对于历史学者来说，田野工作所获得的地点感、现场感，能使得我们在一定的时空场景中更好地解读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