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史研究方法始终是一个探讨的焦点，而社会科学方法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更为显著，80年代社会史的复兴就与社会学有密切关联，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进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①。毋庸讳言，社会史曾一度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针对这种现象曾有学者指出，希望社会史的修饰词“社会”是来自“社会科学”，而不是或不仅是社会学。②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在坚持历史学基本方法的同时，主要还是较多借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方法并没有先后优劣之别，按照我的理解，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社会学的方法较多，而随着社会史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社会史的兴起，人类学的方法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具体研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事实上，历史学不仅仅只是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它有着自己对社会变迁的独立应对能力，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进路，“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③就概括了20世纪社会史这一史学发展的潮流。近年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波及和影响④，叙述史学的复兴⑤、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生活史、新文化史等研究的开展，为社会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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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100页。

②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1页。

③[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④王睛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美]海登·怀特著，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方法就是观念转变，方法就是新领域的开拓，方法就是研究内容的深化，方法就是新史料的挖掘，方法就是整体史的追求，这也就是社会史方法论的意义。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社会史与社会学为了不同的目的来研究社会，其所面对的史料是相同的。长期以来，社会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今天所运用的“国家”、“社会”、“阶级”、“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等概念都是社会学研究抽象出的概念，而其背后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但我认为社会史对社会学概念和方法的借鉴主要还应该从“社会活动在其相互联系中的发展，以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加以考虑。“社会”本来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如果说广义、狭义的社会之分仅仅是空间大小之别，那么对两者进行整体性研究却是西方社会学的追求，社会各要素之间的配置关系及其变化构成了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主线，在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变迁、社会生活的研究，曾是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微观层面上，笔者认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研究法，无论对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史研究都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当然社会史并不仅仅是对社会学理论和概念的依附，“他们是一个队里的伙伴，彼此都不能忽略对方的见解和评价。如果社会学脱离了时间的广度和历史学家的多重感受，那它就有历史的局限性，仅仅把视野局限在那些偶然延续下来的社会制度上，而不知它们所以得以延存的原因；如果社会史研究脱离了社会学家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的透析，那么它在学术上将是肤浅的，食古不化的，仅仅追索琐碎事实，也就谈不出什么意义了。”①

    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②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安德烈·比尔吉埃曾指出，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历史人类学也许主要是与史学研究的某一时期相一致，而不是与它的一个领域相适应。③而年鉴学派及其欧美一些史学家在具体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如法国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英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社会史的代表作，也是历史人类学方法运用的代表作。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人类学走向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有历史人类学发展自身逻辑的影响，也与中国社会史、人类学发展的一些走向有关。80年代以来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下层历史的研究、对社会控制的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区域社会史的转向、尤其是乡村社会史受到特别重视和人类学家的历史学转向等多方面的合力推动了人类学或者说历史人类学方法较为广泛的运用。以下笔者将试图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性追求的角度探讨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意义。

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学的愿望。按照马凌诺斯基的观点，人类学和社会学不同，是研究文化的特殊学科，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费孝通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认为“从生活本身来认识文化之意义及生活之有其整体性，在研究方法上，自必从文化之整体人手”④。这和社会史的总体性追求有契合之处，人类学研究为开拓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有益启示。 E．P．汤普森在谈到个人体验时曾指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强调规范或价值体系，强调仪式，注意各种暴动和骚乱所体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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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80页。

②[法]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1页。

③[法]J．勒高夫等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④费孝通：《文化论·译序》，[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强调权力、控制和领导权的象征性表达方式，而不是建立模式。”①人类学重新审视旧问题的新视角与中国社会史复兴所追求建立新研究范式的精神是相通的，我想这也是人类学方法能在社会史研究中得到较为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从西方学者来讲，布罗代尔的《物质生活与资本主义》，研究前工业社会中的居住条件、服饰、饮食等，但他又超越了日常生活事项的简单罗列，寻找经济平衡机制和交换的流通塑造与改变人类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演进轨迹。而汤普森则在自己研究英国18、19世纪下层婚姻生活中的典妻习俗中指出，这一仪式表面是一种买卖关系，其实是一种经双方同意的配偶合法交换。汤普森在其研究中评析了加雷斯·斯特塔曼·琼斯有关19世纪末《伦敦流浪者》的研究，提炼了赠予活动的三个结构，其对慈善事业“赠予活动”的解释，尤其是对威望、服从和社会控制等问题的讨论颇有启发意义。社会意识应同时视为阶级的领导权，社会控制应同时视为阶级控制，这样对社会生活的深度研究又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对接起来，深化了社会生活研究，激活了社会结构的研究。

    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仪式不仅渗透到家庭生活，也渗透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历史上只有很短时间统治阶级是通过直接的军事甚至经济力量行使权力的，汤普森从自己的研究视角认为在所有社会里“戏剧”是政治控制、反抗，甚至叛乱的基本组成部分。通过人类学对文化、象征角度的解读，他考察了18世纪英国的行刑场所这一最富戏剧性的地方。②注意仪式和形式的表现能大大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只有当我们回到习俗文化信仰中去时，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其中的一些形式。当然对于社会生活的仪式并不限于结构性的分析，汤普森从历史学科的立场进行了反思，反对将同特定的社会背景隔绝开来的人类学成果用到历史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