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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乔志强、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11—12页；乔志强、行龙：《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3期，第44—51页。

    ②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综上所述，集体化时代研究早已打破学术禁忌，在学术界日益成为研究热点，但仍偏重于政治学方面的研究，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其实，集体化时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对持续连贯的历史过程，1949年以后的许多政策其实早在1949年以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已经体系完善或略显雏形。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是环环相扣，迭浪逐高的演进历史，它是不可以被1949年截然断开的。山西在集体化时代一直是全国的典型，从抗日战争时期李顺达的第一个互助组到“农业学大寨”，可谓一路风光，家喻户晓，同时也是研究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的资料库。我们最近在做搜集、整理、研究集体化时期文献的基础工作，如长治市张庄村的档案、太原市郊区剪子湾村档案、晋中市平遥县有关村庄档案、大同市一些村庄的档案等，这些档案保存得较为完整系统，为我们从事集体化时代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资料支撑，笔者也呼吁史学界加强对集体化时代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加强实物、口述史料的积累，将这一时期置放于“长时段”中加以研究。

梁启超早就提出近代史资料未必多的观点，“例如二十年前，‘制钱’为国家唯一之法币，‘山西票号’管握全国之金融。今则此两名辞久已逸出吾侪记忆线以外，举国人能道其陈迹者，殆不多觏也。”①依我所见，1949年以后的资料在今天面临制钱与山西票号同样的命运，搜集这些资料带有抢救、保护的性质，我想简单谈一下个人的体验及认识转变过程。起初当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辛苦的寻觅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及口述资料时，对1949年以后的资料关注不多甚至不关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时期的不断研究，扭转了我们的认识，社会史研究在这段历史中大有可为!我们怎么能将这段时期的资料从我们的视线中抹去?等到以后我们想要研究时，感觉这些资料重要了再去搜集和寻找，犹如现在我们在田野中苦苦寻找明清至民国的资料一样，那已经太迟了!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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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20世纪后半期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态势不断强化，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与边界跨越(boundary crossing)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明确特征，产生了一幅学科知识、专业知识、学科互涉知识的全景图。学科与学科互涉在相互补充、彼此参证与批评的动态活动中是一种促动性的张力。历史学被戏称为“跨学科合并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今天的历史学与以前的描述性、编年性相比，更具分析性和主题性，历史焦点也发生了改变：从研究政治到几乎考虑一切人类活动；从描述事件，到分析结构与趋势；从通过文件和事件自上而下地观照历史，到运用大量证据自下而上地观照历史；从确定‘实际上发生了什么’的‘客观’态度，到接受文化相对主义的局限性与异质性观点。”①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研究方法时指出的，历史学转向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不仅弥补了资料的不足，同时也获得了新的视角。当然对这种学科互动存在着争议，如关于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及社会史之间关系的争论到现在仍在继续，对于学科互涉的产物是新的学科还是一种不成熟的“混血儿”人们各执其词，其实，“目前的互动并没有对任何一门学科的核心方法论造成威胁。历史学家使用访谈证据，人类学家使用档案证据，均不需要改变专业身份，也不会切断与现行理论主体的联系。即便这些局限都存在，继续互动的前景仍然是看好的。”②

    学科的互动与亲善主要发生在地方性和地域性领域，其动力则源于对微观结构、微观过程以及话语分析研究前景的信心。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与交流。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史研究中学科的渗透和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今的“新史学”已是一幅多学科对话的图景③，这种“学科互涉”将给社会史研究带来持续的活力。

历史学的传统是鉴古知今，过去由于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联，甚而发展成为影射史学，将历史与现实进行简单地比附，遭到人们的厌弃和鄙薄，然而远离政治、与现实脱节，我们是否会把盆里的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20年来，我们的学术概念和表述话语已逐渐汇入国际学术发展的潮流，这对于社会史的发展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在关注学术自身发展和创新的同时，更需要自觉的现实关怀，使学术发展汇人国际潮流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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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著、姜智秦译：《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牟版，第92页。

    ②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第95页。

    ③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社会史关注社会，关注民众，因而社会史研究具有贴近社会、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特点。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待历史，无疑缩短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距离，易于为大众所接受①，在大众历史普及教育中可发挥独特作用。笔者要强调的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在历史教学中应当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重点开展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社会史研究，通过社会史对人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教育，比其他专史内容更丰富，更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生活，所以要担负起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重任，就必须加强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②中国近代社会史应当在近代史的普及和教育中有所作为。

    每个学者都有其学术关怀和价值判断，但不论其学术关怀和价值判断如何，都应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他所处的时代，而不是让时代看到研究者的背影。早在社会史复兴之初，就有学者指出，社会史复兴本身就说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对认识传统，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历史支撑。③社会史的生命力正在于强烈的时代感，它的内容，如现代化和社会变迁研究、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研究，都对当前我国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有着很大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④对此，我们必须投入足够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史学的时代关怀与问题意识源于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惟其如此，我们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方向感，在学术与现实间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本文原为提交“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岛大学主办，2005年8月，青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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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②赵青：《切近现实重视近现代社会史》，见《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