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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19—125页。

②张俊峰、殷俊玲：《反思与对话》，《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79—182页。

    ③胡英泽、郝平：《跨区域研究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18—124页。

    ④钱杭、谢维杨：《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田野工作能激发灵感，萌生新的问题意识。有学者曾指出，做田野工作必须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否则就像一只无头苍蝇。但我们的体会是，问题意识有时是预设的，有时却是在漫不经心的田野工作中偶然萌发出来的，甚至一次与乡老的谈话，一块荒草中的碑刻都能偶然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灵感，只有置身于乡土的场景中才能体悟到。

    田野调查是为了搜集文献。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扩充史料。所研究的问题在正史、地方志之中已有一定的文献积累，而这些文献大多属于官方或者上层的记载，我们要从乡民或者下层搜集资料，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贯通。第二是纯粹搜集史料。在一些研究领域，如我的学生从事的贱民研究(长子剃头匠)、秧歌研究①、乡村给水研究②、晋商的研究③，就是在史书记载缺失或资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完成的。碑刻、契约、档案、家谱、村志、传说、口述史料等资料的搜集和挖掘，丰富和完善了史料，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陷，而新资料的发现又促进了新领域的开拓。

    一个好的史学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资料中心，有其独特的能够吸引海内外学者的资料，常使一个研究中心享誉学界。就我所知，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中稿本、抄本的数量与质量独占鳌头。在中国戏曲研究领域，山西师范大学戏曲研究所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搜集了大量的戏曲碑刻、实物、录像等资料，成为国内外戏曲研究的资料库。近两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顺应学术发展潮流，在走向田野与社会中，注意搜集第一手资料，加强中心的资料建设工作。其中包括山西水利碑刻、渠册资料，晋商专题档案，灾荒档案，秧歌资料，长治市张庄村的档案(《翻身》所记述的村庄)，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退想斋日记》作者刘大鹏的故乡)、花塔村档案(晋祠水案的一个典型村庄)，太原市郊剪子湾村档案资料，临汾龙子祠1952—1980年档案(水利灌溉系统)，晋中市平遥县西游驾村、大同市阳高县赵家村、下神峪村、赵石庄村、西双寨、吴家河村集体化时期档案等，并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整理，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无法进行田野调查，利用文献写出了《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如今田野工作正在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一股潮流，“田野中的历史学家”也成为乡土社会一道亮丽风景。在注重田野工作中搜集和解读文献的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人类学方法在文献中的运用，“如果我们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改为在史料文献中的浏览或漫步，改为对于史料的广事收集和比较分析”④，那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方法也就成为社会史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参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做田野不是为了田野而田野，而是一种方法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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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龙、毕苑：《秧歌里的世界——兼论民俗文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

②胡英泽：《从水井碑刻看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③殷俊玲：《晋商的奢糜之风》，《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杨希枚：《<现代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和写作方法>译者序言》，《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第20—21页。

三、深化研究：有关的三个问题

    近20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要想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笔者在此重提整体观、长时段、现实感。

    整体观——重提政治史，避免碎化。年鉴学派在成立之初的目标，就是拒绝政治史和追求总体史，“把政治史赶下王位，这是《年鉴》的首要目标，也是新史学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虽然一种新的政治史或政治史观应在新史学中占一席之地”①。这是一种充满了强烈悖论色彩的历史观念的转变。屈威廉提出，“社会史可以消极地概括为：除去政治的一国人民的历史”，这一口号在年鉴学派的历史观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也在西方史学界受到了广泛激烈的批评，年鉴学派和社会史学家被指责为“庸俗琐碎，无视政治的核心作用”。②其实屈威廉并没有放弃政治，他认为“经济状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反过来又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没有社会史，经济史便无价值可言，而政治史则是一笔湖涂账。”③其实他只是强调了从社会角度看历史的立场。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史理解的不同和屈威廉消极定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社会史就等同于社会生活的研究，那么，这固然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但在让我们看到事项罗列的下层民众生活状貌的同时，“由于把政治、经济等各种观念排除在研究的范围之外，结果使自身变得琐碎而浅薄”④。其实“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⑤也就是说西方社会史研究并不完全排斥政治史，而是在社会生活中理解政治。有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有不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关键是看你研究的社会生活受不受政治影响，并非社会生活研究就与政治无关。史蒂夫·霍赫施塔特在《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一文中就通过自己关于历史人口统计学的研究，探索了社会生活研究与政治研究联系的途径。⑥西方史学界包括社会史研究内部对政治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关系的学术批评、反思和争论，足以引起我们对政治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应有地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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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克·勒高夫：《新史学》，《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9页。

②[美]史蒂夫·霍赫施塔特：《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4页。

③[美]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72页。

④[英]J．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45页。

⑤[英]哈罗德·珀金：《社会史》，《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23页。

⑥《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4—165页。

1994年1月《年鉴》杂志撤消了它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字样，代之以“历史学、社会科学”，名称的改变表明了它对近年来政治社会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的一种警觉。“经济、社会、文明”这个副标题就有意地取消了政治之作为历史学的首要关注，而随之也就贬低了叙述的作用。标题的改变与苏联解体及东欧巨变有关，推翻了旧的社会科学的自信心(它相信贯彻始终的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同样地也推翻了新的文化史的自信心(它大体上忽视了日常生活文化的政治语境)。世界秩序的种种变化向历史学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使得历史研究必须修正自己以往遵循的路线。世纪末的巨变，使得政治又被重新发现了，随之则是个人的作用。新的标题意在再一次把政治包括在内。《年鉴》的新标题，并不是把社会和文化从历史学的思考中排斥出去，反倒是要重新确立它们所出现于其中的那种政治语境。①《年鉴》及别的作品又回到政治和社会科学上来，并不是要放弃旧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历史学模式，反而是在号召人们要扩大历史探索的视角和方法。